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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內賈德總統還一再公然向美國在中東的密切盟國以色列挑戰(zhàn)，甚至說出讓國際社會驚愕的話語等等，都在于表明其外交作為是依循已故宗教精神領袖何梅尼的治國方針，刻意走這位大阿亞圖拉所指引的“伊斯蘭道路”而在外交事務上必然體現的執(zhí)政風格。若要深層地看待這現象，還得從文化方面，尤其是與宗教密切相關的歷史軌跡上去追溯。
自上世紀70年代，全球勃然興起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和思潮。從1976年麥加首屆“國際伊斯蘭經濟學會議”上發(fā)表的會議公報來看，與會穆斯林的語境已經微露端倪。伴隨著伊斯蘭教重新崛起，關于“人類的未來”之視野，不應只局限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兩端，而是走伊斯蘭的道路，建立寄寓著穆斯林理想的社會，成為穆斯林有識之士的首選。
這也是何以幾年后，當震撼世界的“伊斯蘭革命”于伊朗發(fā)生，其精神領袖何梅尼會喊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口號的原因。當時的美國被何梅尼形象地形容為大撒旦，在宗教熱誠的強烈驅動下，美國駐伊朗使館在1979年11月還受到激進學生占領。這些，使美國和伊朗結下了難以化解的歷史宿怨。
至于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后所表現的強烈反西方化意識，包括對西方政治思想、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指責和抵制，也說明該國的執(zhí)政者(大多為什葉派教士)十分反感西方文化對伊斯蘭世界的滲入，并體現為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的敵視和抵制。
這種根深蒂固的敵對意識，通過長達八年的兩伊戰(zhàn)爭、黎巴嫩及以、巴之間的軍事沖突、海灣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乃至迄今尚未全面結束的伊拉克戰(zhàn)爭等，不斷得到強化和加深。
而從宗教上講，要求穆斯林誓死捍衛(wèi)國土的“圣戰(zhàn)”精神，更成為伊朗在外交上不向長期有意遏制自己的美國俯首稱臣的強大支柱。
因此，在遭逢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大力打壓的歷史關頭，有著當年“伊斯蘭革命”傳統和長期反美心態(tài)的伊朗執(zhí)政者，特別是在伊朗社會歷史上始終有舉足輕重地位和發(fā)言權的什葉派教士，采取公然向美國叫板的做法，也是其必然的選擇和反應。
在這當中，既有實現強國夢的抱負和政治期許；也有以石油武器作依托的實力后盾，更有宗教情懷和圣戰(zhàn)精神等諸多因素在起作用。這點，還可從剛剛在大選勝出的巴勒斯坦哈瑪斯組織，宣布永不承認以色列生存權上再次得到印證。那種把伊斯蘭世界與歐美西方國家對峙的問題只定位在政治經濟方面，或者片面地強調“都是石油惹的禍”，顯然把問題看得過于簡單和流于表面化。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曾在中國學界引發(fā)激烈的爭議。許多學者雖未對此嗤之以鼻，但卻認為只是美國冷戰(zhàn)思維的延續(xù)，是為美國強權政治服務和張目的假說，為帶有鮮明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
筆者以為，我們雖看到該理論所蘊涵的政治實質，卻沒有必要全盤予以否定。其實在很大程度上，該理論在解釋日益復雜的國際沖突事件上所揭橥的“不同文明之間的斷裂線”，恰恰為我們觀察重大國際問題提供了特殊而有益的視角。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作者：葛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