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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億”事件引發(fā)國人持續(xù)熱議，河南安陽中了3.6億的人被稱為“中國彩王”，那家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小小投注站跟著一舉成名，被稱為“中國最牛投注站”。質疑不斷，中獎者身份神秘莫測。就在如煙似霧的猜測中，有人報出這位“中國彩王”為安鋼一名在職職工，已攜家?guī)Э谶B夜撤離安陽。(《成都商報》10月11日)

　　如果我是“中國彩王”，看來也只能選擇“逃亡”的命運。

　　因為，不要說中了3.6億，一些彩民中500萬大獎的事例告訴我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都走上門來伸手要錢、借錢，如果不給、不借，差不多所有的親朋好友都會得罪光，自己在家也無立錐之地；如果給了、借了，不僅巨獎白白給了別人，說不定因為不平衡照樣得罪人。因此，從保護彩民的利益出發(fā)，《彩票管理條例》規(guī)定：“彩票發(fā)行機構、彩票銷售機構、彩票代銷者以及其他因職務或者業(yè)務便利知悉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的人員，應當對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予以保密”，我認為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公眾的質疑也并非空穴來風——— 從雙色球開獎直播畫面后期制作，到深圳的木馬制造3305萬元福彩大獎，無不在昭示我們，不可迷信一些彩票發(fā)行機構自說自話。

　　彩民出于自身生活安寧甚至安全考慮，希望保守個人隱私；而公眾為了公共利益，為了增強彩票發(fā)行的透明和公平性，要求公布中獎彩民的個人信息，以加強監(jiān)管和監(jiān)督，這就存在利益的博弈。有人認為“購買彩票者既然明知買彩是投身于公益，他在買彩時就應該意識到，中大獎后他的個人信息就不再是隱私，理應對公眾公開。”我個人并不贊同這種說法。我認為這種博弈并非一定是要犧牲一方的利益來保障另一方的利益，完全可以考慮平衡兩者的利益沖突，找出一個平衡點。

　　對于彩票發(fā)行的公信力，我們最大的問題在于缺乏有效的監(jiān)管，就是相對于彩票的發(fā)行機構來說，我們需要一個外部的監(jiān)管機構。這個監(jiān)管機構與彩票的發(fā)行機構不以同根、同源而生，不能是老子與兒子的關系，而是在組織、利益上完全獨立于彩票發(fā)行機構的中立監(jiān)管組織，在發(fā)生對于彩票的質疑時，監(jiān)管機構能獨立、公正進行調查。此外，還可以考慮成立民間的、半正式的對彩票進行監(jiān)管的組織，這個組織對于彩票的發(fā)行等程序能經常性監(jiān)管，出現質疑可以獨立調查，并了解中獎彩民的個人信息，但對于彩民的信息要保守秘密。如此，既能滿足公眾的監(jiān)督要求，又能保守中獎彩民的個人隱私，達到利益的平衡。(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