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去“最高最活”成了羅的罪證
挨了林彪幾悶棍以后,羅瑞卿在處理同林彪的關(guān)系上更是如履薄冰,極端的謹慎。
1965年,《解放軍報》起草了一篇社論,標題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羅瑞卿在主持修改這個社論時,指著“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問社論起草人:“這個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話,還是你們的記錄?以前公開見報沒有?”大家回答:“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說的原話,報上也用過!绷_瑞卿感到這個問題牽涉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提錯了,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去另一個房間給當(dāng)時分管理論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打了一個電話。
康生正大力提倡“個人崇拜”、“反修防修”,以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他接到羅瑞卿電話后,由于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便表示:這是新的提法,恐怕應(yīng)問問中央常委,甚至恐怕還要問問主席自己。羅瑞卿問他個人意見,康生未正面回答,說還是按中央原來的提法穩(wěn)妥。于是,羅瑞卿將“最高最活”刪去了。
6月29日,在羅瑞卿家討論總政為再版《毛主席語錄》起草的前言。在“前言”中也寫上了“最高最活”。羅瑞卿又立即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理論修養(yǎng)很高的田家英,回來后對大家傳達田家英的話說:“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還有次高啊……說是頂峰,也不科學(xué),到了頂峰,難道不能再發(fā)展了嗎?”
于是,“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從“前言”中刪去了。羅瑞卿萬萬沒有想到,在后來這便成為他“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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