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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1年發(fā)表《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以后,胡喬木即以中共黨史專家著稱。1980年1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胡喬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編寫一部大型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的任務。1982年4月離任以后,作為中央黨史領(lǐng)導小組副組長,他仍然指導該室和全國的黨史工作?梢哉f,從事和指導中共黨史研究、編撰和宣傳,是他畢生的事業(yè),成為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所提出的研究、編撰中共黨史的指導思想和方法,是留給黨史學界的寶貴財富。 ●研究黨史,要注意四面八方 胡喬木指出:“黨的歷史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歷史是不能分開的!薄半x開社會的發(fā)展,孤立地講黨史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彼J為,注意四面八方寫出來的黨史,才能不只是一線一面,而是立體的。注意四面八方,黨史就必須寫以下幾個方面: 1.要寫人民群眾。黨史要表現(xiàn)黨是在人民中間奮斗的,黨的斗爭是反映群眾要求的,是依靠群眾取得勝利的。要讓人們看了黨史以后,真正感到黨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黨自己在照鏡子,左顧右盼。 2.要寫朋友。黨是依靠與黨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奮斗的,這些人,如宋慶齡、陳友仁、魯迅、鄒韜奮,如杜重遠、閻寶航等等,在黨史中應當有他們的地位。我們黨在困難時得到人家的幫助,作為勝利者來寫歷史時不能把人家忘了。不寫他們,那是一種狹隘的宗派觀念。 3.要寫地方與普通干部和黨員。黨史既要寫黨的中央和中央領(lǐng)導人的活動,也要寫地方組織、黨的優(yōu)秀干部和廣大黨員群眾的活動。不能因為領(lǐng)導的錯誤就把黨的群眾性斗爭一筆抹煞。黨史上的優(yōu)秀干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斗爭,都應該有生動形象的記錄。胡喬木指出:“我們要在人民斗爭歷史的背景下寫黨史,黨中央和領(lǐng)導人要寫,但要避免分量太大!薄包h史不要只講黨中央這樣正確,那樣錯誤,還是應把人民的斗爭、黨的斗爭,熱氣騰騰的局面反映出來! 4.要闡明黨的每一步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jié)合的結(jié)果。為了更有說服力的闡明這一最基本的歷史經(jīng)驗,還必須將中國黨和共產(chǎn)國際關(guān)于中國革命的主張、中國和蘇聯(lián)、東歐國家關(guān)于建設(shè)社會主義的主張,進行比較研究。 ●要搞清楚理論問題,通過黨史表述這些理論 在1985年11月4日舉行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卷送審本討論會上,胡喬木講話指出:“寫歷史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寫一本黨史涉及許多理論問題,不是系統(tǒng)地講理論,而是通過黨史表述這些理論! 在起草《歷史決議》的過程中,胡喬木指出:“要寫這個《決議》,理論部分要給予很大的注意”,“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國革命究竟走了一條什么道路,要怎樣繼續(xù)走下去,寫出來!薄啊稕Q議》里要有一種現(xiàn)實的力量、理想的力量。”胡喬木把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對毛澤東功過是非的評論,同理論問題的研究聯(lián)系起來。他指出,毛澤東犯“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對馬克思關(guān)于資產(chǎn)階級權(quán)利的論述的誤解和對于列寧關(guān)于小生產(chǎn)每日每時產(chǎn)生資本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的論斷的教條化。同時,他又指出:“毛主席的確打破了共產(chǎn)國際的專制、教條化傾向!辈⒕唧w分析說:“毛主席同第三國際的指導方針做了長期的斗爭,這是非常顯著的事實。今天講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jié)合,怎么結(jié)合?就是要研究中國的實際,從實際出發(fā);就是要聯(lián)系群眾,從群眾的最大利益出發(fā)。毛主席把這些發(fā)展成了一個觀點、一個工作方法的系統(tǒng),還可以加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確實在世界政治上顯出中國革命的特點! ●要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認識、評論和解釋黨史上的問題,作出從歷史到邏輯的總結(jié) 胡喬木注重黨史工作的戰(zhàn)斗性,又強調(diào)黨史工作的科學性。他要求,“對黨的歷史的研究要進一步深化,精密化,更要重視詳細地占有材料”;他指出,“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資料,把這些資料甄別清楚,才能弄清事件的真相和來龍去脈,才能寫出有戰(zhàn)斗力的歷史論著”。他要求,《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這本書,“我們要盡量寫得客觀、求實,不抱有任何偏見,按照歷史原來的面目寫出來!睂τ跁逯猩婕暗狞h史上的一些有爭議的、比較敏感的問題,他都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有些問題還親自動筆修改。他所作的敘述和論斷,鮮明、準確,得到黨史界的贊同。 胡喬木還強調(diào),研究歷史要保持客觀的態(tài)度和廣闊的視野,要寫得公正、準確。他指出:“歷史是個復雜的整體”,“我們要有比較廣闊的視野,用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分析歷史。”他又指出:“歷史是非常復雜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時候保持客觀態(tài)度,就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這要與我們的感情發(fā)生矛盾。但是,憤怒出詩人,憤怒不出歷史學家。不可理解的事我們還是要去理解,否則我們就要像雨果那樣,盡管在他寫的書里充滿了對拿破侖第三的仇恨,卻并沒有把歷史解釋清楚。把拿破侖第三的陰險、狡猾描寫得淋漓盡致,也還是沒有把‘霧月十八日事變’解釋好,而馬克思則不同,他還是作了多方面的分析! ●不能把豐富、生動的歷史寫得平淡無奇、枯燥乏味 胡喬木說:黨史的內(nèi)容是非常豐富、生動的,我們不能把豐富、生動的歷史寫得平淡無奇、枯燥乏味。他批評道:歷史本來是充滿革命斗爭的激情、動人的畫面的,而我們的本子常常變成了灰色的、蒼白的。他要求研究黨史不能從會議、文件出發(fā),而要從歷史實際出發(fā)。黨史要從文山會海中走出來。黨史要寫清楚歷史脈絡,這是整個黨史書稿的主干。他主張,編寫黨史,要采取史論結(jié)合、夾敘夾議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觀點,展開科學的論證。他要求,黨史要寫人。不僅要寫大人物,也要寫小人物;對于黨史人物的評價要采取公正客觀的態(tài)度。他要求,黨史要敘事。因為歷史是由事實構(gòu)成的,觀點要通過敘述事實來表達;不僅邏輯關(guān)系要寫清楚,而且要盡可能地有血有肉。他還要求寫黨史要有感情,筆端要常帶感情。這樣的有人物、有事實、有生動情景的黨史,“不但能說服人,而且能感動人,不但用正確的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為達到脈絡清楚,生動感人的要求,胡喬木認為必須特別注意三點:一是寫黨史要有政治上的觀察和把握;二是要根據(jù)政治形勢及其變動來分析歷史、評述人物;三是要點出歷史發(fā)展的關(guān)鍵。 (作者程中原為《當代中國史研究》主編,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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