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四川汶川的災情揪著全中國人民的心。在17、18版中,我們選擇了一些來自不同行業(yè)的人在博客里記錄下的聲音,他們有的是演員,有的是導演,有的是作家,有的是主持人,有的是記者,有的是體育健將,他們或者在“行動”,或者在“吶喊”,或者在“深思”,或者在“致敬”,或者在…… (所引博客皆有刪節(jié))
事實上,到災區(qū)后,我也在困惑著、矛盾著。這樣一場巨大的災難面前,挑戰(zhàn)著每一個生命,也拷問著許多大家已經習以為常的新聞倫理與新聞道德。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畢竟在災難的第一現場,我們作為記者的同時,更重要的還是要被還原成“人”。
面對如此巨大的災難,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人生的第一次。相信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傳媒工作者,都在思考這些沉痛的問題。
在香港,我承受不了內心的痛楚
在香港直播室的時候,每一次連線記者,我都下意識地身體前傾,直到有人提醒,“你怎么老趴著?都快鉆到監(jiān)視器里了!”
香港太遠了,演播室太豪華了,我沒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127個小時過去,錄完周六的特別節(jié)目,走出大樓,給頭兒打了個電話,“我必須得走了”。《冷暖人生》攝制組已經在那里拍攝了五天的時間。有一個晚上,和老朱通話,他氣喘吁吁,聲音也有點兒不對勁,我正一個勁兒囑咐怎么拍怎么拍,他突然說:“曉楠,你知道么,我們現在周圍一片漆黑,只有一個大月亮在天上,我們正走過死尸堆!蔽掖袅税肷,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那個一片漆黑的地方,就是北川。
在北川,很多問題不忍問
北川中學的學生們,如今被安置在宏苑賓館的大禮堂里。禮堂外面墻上是疏散到這里的學生的名單,緊挨著它的,是一張張的尋人啟事。我們拍攝的時候,有一個家長正緊張地看名單,她要找侄子,北川中學高一三班的李納。我?guī)退黄鹫,“這兒是高一的,高一一班,高一二班……”手指按著墻上的名單,我高聲念著班級學生的名字,但手指慢慢滑下來的時候,突然不再敢念出聲,高一一班有十幾個學生在這里,但二班只有兩個,三班有五個,這其中,沒有李納。
每個班級當時教室的位置不同,上的課程不同,跑出來的學生數字相差很多,有一個班,四十幾個學生,只生還了四名。
我問這個班的女孩:“你們班是個什么樣的班級啊?”本來悲傷的女孩子突然笑了:“我們班,成績不好,體育好,是個特別義氣的班,這是我們班同學自己總結的。”
有一個男孩子,和自己最鐵的哥們兒一塊往外跑,一轉頭,房子倒下來,巨石離他只有幾十厘米,再看跑在他身后的好朋友,只剩下了一雙腳。好友的家長來的時候,這畫面,他一個字也沒有說。
我拍他的肩膀,說抱歉,我不應該讓你回憶這么殘酷的時刻。男孩兒很懂事地搖搖頭。是啊,我該問嗎?我怎么能問出口?
1000多名學生,只有60名被家人認領
孩子畢竟是孩子,突然而至的集體生活讓他們感覺新鮮,幾天之后,他們已經在用紙板鋪成的大通鋪上開始笑鬧,每當我蹲下來,問他們是哪個班的,叫什么名字,他們總是會高高興興的回答,于是我就更沒有勇氣,問出那個世上最殘忍的問題:“地震的時候你在哪里?”
這句話,像一把刀子,開啟生命最黑暗的回憶。
有一個女孩子,被砸在一塊大石板下面,后面一個男孩子,也在瓦礫堆里。女孩兒的傷比較輕,救援人員決定先把她抬出去,當他們返回來的時候,男孩子已經沒有了氣息。女孩兒哭著對我說:“都是因為我……”
我抓著她的手告訴她這不是她的錯,旁邊的女生緊緊摟著她安慰,臉上卻是微笑著的,那笑容,有一種堅定,遠遠超越了她的年紀。
我的采訪斷斷續(xù)續(xù)地進行,從來沒有哪次采訪像這樣總是長時間地停頓,有時候,我需要長長地舒一口氣,才能問出下一個問題。
我該去問嗎?
陪我們采訪的小何介紹說,學生們現在情緒還算穩(wěn)定,他們最擔心的就是初中部這1000多名學生中,只有六十多位家長來認領,另外的一些父母,還沒有音信。他說,他很難想象,當孩子們度過了這特殊的集體時期,當他們分開的時候,那些沒有了家的孩子,生活該怎么繼續(xù)。
——— 來自《鳳凰衛(wèi)視》陳曉楠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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