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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五四，人們首先會想起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一位為振興中華培養(yǎng)了一批批英才的杰出教育家。他1917年1月4日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使北京大學群賢畢至，精英薈萃，成為了新文化思想的傳播中心，五四愛國運動的發(fā)祥地。蔡先生歷來認為，學生在校“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之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載1934年1月1日《東方雜志》第31卷第1號)然而五四那天北大學生整隊出發(fā)游行，他并沒有力阻。當時教育總長傅增湘曾給他打電話，令他負責召回學生，并立即赴教育部商量對策。蔡直言相告：“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并拒絕去教育部。(《蔡元培研究集》，第34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當晚，蔡元培回北京大學商討營救被捕學生事宜。他說：“被捕同學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負責�！�5月5日下午2時，蔡元培與北京13所大專院校校長召開聯(lián)席會議，要求釋放學生。蔡元培在會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又表示：“如危及身體，而保全大學，亦無所不可�！�

　　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輿論壓力決定釋放學生。5月8日擬下令查辦蔡元培并內(nèi)定馬其昶為北大校長。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辭職”，秘密出京。他說：“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5月11日，蔡元培在旅途中給北大學生來信，解釋他辭職并出京的原因：“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于愛國之熱忱。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意于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辭呈者，以有少數(shù)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廳總監(jiān)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jīng)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于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面提出辭呈，一邊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于發(fā)表，無他意也……”(轉(zhuǎn)引自楊亮功、蔡曉舟合編：《五四》，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五四運動取得光輝勝利后，在北大師生與各方人士的強烈要求之下，蔡先生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務。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終年72歲。記得30年前，當蔡先生的墳墓被雜草掩埋，連守墓人也不知蔡元培為何許人的時候，臺灣詩人余光中及其友人特意到埋葬蔡先生的華人墳場吊唁，并寫下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搖過一只搖籃/那嬰兒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嬰孩洪亮的哭聲/鬧醒兩千年沉沉的古國/從鴉片煙的濃霧里醒來�！�

　　(陳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