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憑借簡單的口口相傳,就認定其應受到文物法保護”,正是因為這樣的價值取向,才反襯出保存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緊迫意義。
《文物保護法》第二條規(guī)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受國家保護的文物包括“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或者著名人物有關的以及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或者史料價值的近代現(xiàn)代重要史跡、實物、代表性建筑”。
以此衡量北京北總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將其作為文物保護并非于法無據。這處院落雖已殘破,但它見證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與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賽跑、展開艱苦卓絕的文化搶救行動;讓我們感受到了梁思成、林徽因,和以他們?yōu)榇淼闹袊鵂I造學社的同仁們,為救亡圖存、喚起民族文化自覺而探索中華文明史的不屈精神。
“我從小就以為自己是愛國的,而且是狂熱地愛我的祖國!1968年10月,晚年梁思成寫下當年他居住在北總布胡同時的心境,“‘九一八’以后,日帝對我國的侵略行動越來越兇……我看到整個華北必然不免被日寇侵占,而古代木結構建筑在華北存留的比南方多,所以抓緊時間,每年盡可能多地外出調查,否則日本鬼子來了,這工作就不能做了。”如此急迫的愛國情懷,驅使他和林徽因一次次從北總布胡同出發(fā),去搶救瀕臨絕境的文化遺存,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文物保護事業(yè)的基石。正是出自對他們當年所為的敬意和感激,社會各界人士最近才高度關注房地產商業(yè)開發(fā)在北總布胡同的作為,呼吁盡最大努力使梁林故居得以保存。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北京市規(guī)劃委員會叫停對該故居建筑的繼續(xù)拆除,開發(fā)商表示“聽政府的”之后,北京市文物局文保處有關負責人卻提出“不能憑借簡單的口口相傳,就認定其應受到文物法保護”,所舉理由包括“林梁故居里曾經蓋起過一座紅磚樓,顯然已不是當年的樣子”(7月21日《北京晚報》);“一位資深文物工作者”的言論同時見諸報端:“林梁故居只是一個噱頭,拿名人說事兒的現(xiàn)在可不在少數”,“所謂‘故居’如今多已淪為大雜院,破敗擁擠,上廁所要走出200米,曾經的文化是否能讓這里的居民感到自豪?”
不知這位負責人是否親往故居調查過?因為,插建在故居庭院內的住宅樓并非“紅磚樓”。筆者愿把他的“判詞”增加一字——“不能憑借簡單的口口相傳,就認定其不應受到文物法保護”,這正是對文物保護負有重要責任的官員,應該秉持的職業(yè)立場;文物保護與民生并不是對立的,這已為北京市近年來在舊城內施行的“修繕、改善、疏散”政策所證實,也就是說,改善民生不一定非要“一拆了之”,不知那位匿名的“資深文物工作者”為何偏偏將其本職工作置于民生的對立面?
他們的言論,倒使筆者想起幾年前陪同一位外國藝術家探訪這處故居的情景?吹焦示釉郝浔4娌簧,這位藝術家當場傷心落淚。不知這樣的眼淚,在這位文保官員和那位“資深文物工作者”看來,“‘含金量’到底有多大”(《北京晚報》報道語)?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為這樣的文保官員、那樣的“資深文物工作者”的價值取向,才反襯出保存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緊迫意義,因為這處院落無時不在提醒我們對待本國文化應該懷有的情感。我們本該因其殘破而加倍地愛護它,而不是因其殘破而更加冷酷無情地抹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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