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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敬明香港書展落幕，期間梁文道、廖偉棠等人質(zhì)疑受邀參展的一些內(nèi)地作家：“郭敬明抄襲在內(nèi)地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書展邀請他來不是笑話嗎？”他們的意思，無非認為書展應當邀請內(nèi)地更有代表性的作家，否則“太有失香港書展的水準了”。

　　這樣的顧慮，大可不必。香港書展辦了這么多年，影響這么大，想來不至于因三兩個人的到來水準就會降低。特別是郭敬明抄襲一案已有法院判決，似不宜因此而封殺人家繼續(xù)從事文學活動的權利。況且，他主編的《最小說》月發(fā)行量超過100萬冊，不定他是憑“書商”身份去的。

　　更重要的一點，書展既然以“多元化”為主題，邀請郭敬明恰好可以作為這一關鍵詞的注腳。受邀參加書展的既有林毓生這樣的大學者，也有李歐梵這樣的本地文化代表，這時候讓郭敬明這個新銳人物登場亮相，簡直多元化得不行。據(jù)稱，郭所作演講就是“80后多元與創(chuàng)意”，完全與書展主題合拍。梁文道是“香港書展大使”，從“公家”立場，不妨多加包容一些。

　　最有趣的還不是這問題。忽然想到，倘若郭敬明在港簽售，會不會粉絲如堵，不小心還得戴鋼盔啥的？郭坦承“香港的很多讀者還不是十分了解我”，估計不太可能發(fā)生這樣的場面。而我覺得，如果這一幕真的發(fā)生，那才真正說明問題。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通俗文學對內(nèi)地有著很大的啟蒙作用。內(nèi)地新生代作家大抵都是吃著港臺文學的奶水長大的，郭敬明等人也不例外。特別是《最小說》定位于校園青春文學的市場操作手法，包括版式設計等細節(jié)，都有模仿和學習港臺通俗文化刊物的痕跡。也就是說，在文化產(chǎn)業(yè)這方面，香港是內(nèi)地名副其實的“文化教父”。

　　這樣來看，如果郭敬明等人在香港受到歡迎，那將意味著什么？這種情形還沒發(fā)生，不好下定論。但基本可以判斷，這或者說明徒弟終于“學成出師”，甚而叫板師傅、瓜分其地盤(市場)了。這對香港文化市場是有可能產(chǎn)生壓力的。要么，這也許還表明，香港通俗文化產(chǎn)業(yè)(如大眾文學創(chuàng)作)這些年來停滯不前。前者當然是個好現(xiàn)象；萬一有后者的因素，那自然要比是否邀請郭敬明參展來得嚴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