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聯(lián)合《懷堯訪談錄》發(fā)起的“2008-2009年度中國出版機構暨文學刊物10強”評選結果日前出爐,郭敬明主編的《最小說》以6835票高登榜首,而由一代文學大師巴金所創(chuàng)辦的《收獲》僅以459票名列第6。(《深圳商報》1月2日)
盡管著名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明確表示“這個格局比他預料的要好” ,因為“通俗文學雜志取代純文學雜志而成為市場主流,這是一個無法更改的事實”,但是,“郭敬明打敗巴金”的說法,還是讓我們看到了尷尬,品嘗到了感傷:曾經(jīng)作為一種生存方式的文學,如今已是江河日下、困境日深。
只是,筆者的疑問是,《最小說》的奪冠和“大部分文學期刊早已淪落為上等青樓了”的說法,真的證明了“郭敬明打敗巴金”嗎?更進一步的追問是,作為符號的“巴金”是被打敗了,還是被拋棄和放逐了呢?而另外的一個問題則是,是“郭敬明打敗巴金”還是商業(yè)裹脅文學與文學精神式微的寫照呢?
我們承認,文學的圣殿似乎失落了。而苛求當下的文學像新時期十年的文學所曾有過的社會“轟動效應”是一種不切實際,但是,文學陷入“郭敬明打敗巴金”的窘境,也是一種諷刺吧?要知道,《最小說》的奪冠并非是文學精神的張揚,更不是所謂“青春小說”的勝出,相反,是商業(yè)的勝利和喧囂,是商業(yè)利益的張揚和文學漸次的落墨罷了。
曾有編輯介紹說,現(xiàn)在收到男作家的稿件多是“偷情”,收到女作家的稿件多是“離婚”。如此一來,作品與生活和讀者的隔膜就是明顯可見的了,文學的沒落恐怕也是必然的吧?《最小說》之所以奪冠,僅僅證明了其奉行的市場法則的勝利,不足以擔當消除文學在當下困境的責任,更不能給當下文學帶來生機和希望,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諷刺的存在,并且,諷刺的指向恰恰是文學本身,而非其他。
“郭敬明打敗巴金”再次證明“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在紛繁復雜的文化中的地位越來越輕,成為文化百家衣上的一個小小的補丁!(學者米勒語)面對商業(yè)和市場對文學日益消解和侵蝕的現(xiàn)實,更嚴重的憂慮是“文學終結論”。法國解構主義者雅克·德里達借《明信片》預言:“在特定的電信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深摯情書也不能幸免!倍绹乃嚴碚摷襃·希利斯·米勒則指出:“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再也不會出現(xiàn)這樣一個時代——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撇開理論或政治方面的考慮而去單純研究文學!薄肮疵鞔驍“徒稹笔遣皇且环N隱喻呢?這是一個問題。
就筆者的觀點,“郭敬明打敗巴金”之說揭示的殘酷事實是當下文學并沒有歸位,離文學的本身位置和公眾期待還有相當遠的距離。文學應該為讀者提供其他藝術樣式所沒有的東西,如豐富的想象、精辟的語言、獨特的風格。這些不是大眾化的傳播媒體所能給予的,也是不能用先進儀器拷貝的。而“郭敬明打敗巴金”之說的背后就是文學本原的喪失,或者說是文學的空間越來越逼仄了。
因此,我的看法簡潔地說就是“郭敬明打敗巴金”是商業(yè)裹脅文學的隱喻,《最小說》的奪冠是市場法則的張揚和文學精神的隱退。也可以認為,與其說是“郭敬明打敗巴金”,不如說是我們和作家拋棄了“巴金”,抽空了文學本應存在的土壤。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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