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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語馳，十幾年前隨父母來到北京生活，自幼在北京讀書成長，但她被擋在北京戶籍的長城外。去年11月，2009年高考網上報名之前，老師通知蔡語馳回原籍報名。一系列波折后蔡語馳報名沒有成功，一怒之下，她的父親委托律師狀告教育部“行政不作為”。(《燕趙都市報》3月3日)

　　對于這場狀告教育部的官司，我們沒必要樂觀地期待它的結局。說白了，蔡語馳和她的父親無非是想以這場官司的噱頭，來喚起政府關注這個越來越龐大的群體——一個被戶籍及依附在戶籍之上的教育法規(guī)所“傷害”了的群體的權利。

　　不妨粗略地看看蔡語馳所代表的這個群體的規(guī)模有多大：據(jù)統(tǒng)計，僅在北京，受困于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被迫像候鳥一樣往返于城市和農村、或淪為留守兒童的孩子就高達40萬之眾；在全國，5800多萬留守兒童和2000多萬流動兒童成為特殊群體。

　　在當前戶籍和教育制度束縛的模式里，即便一些孩子能幸運地在城里讀完小學和中學，高考也是一道坎�，F(xiàn)階段城鄉(xiāng)之間的義務教育尤其是初中教育差異很大，返回戶籍地參加高考，就面臨著教育內容的銜接問題。這一人為困境，使他們的未來依然難以擺脫父輩們飄忽不定的命運。

　　雖然解除戶口限制的呼聲喊了很多年，政府在拆除戶籍藩籬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步伐還遠遠不能滿足民眾的需求。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大城市在戶籍松動方面，明顯有向權貴階層傾斜的趨向。

　　比如北京，除升學等特殊情況外，北京現(xiàn)行政策法規(guī)只允許四類外地戶籍者遷入戶口：第一類是國際、國內文化藝術名人、名家和民族傳統(tǒng)藝術專家、體育明星；第二類是國內大型企業(yè)(集團)、各類金融機構在京注冊機構的高管；第三類是在北京連續(xù)3年每年納稅達到80萬元，或者近3年納稅總額達到300萬元的私營企業(yè)主；第四類是部分在國外取得學士及以上學位或獲得國外畢業(yè)研究生學歷的留學人員。

　　前不久，學者胡星斗在《關于非北京戶籍子弟上學權利的呼吁信》中還指出，同樣沒有北京戶口的八大類十多種人——外國人、華僑、港澳臺胞、留學回國、外省市駐京機構、投資企業(yè)人員的孩子，卻可以在北京填志愿報考初中、高中和大學。

　　由此可見，這些優(yōu)惠政策根本無緣于那些在北京同樣作著貢獻的普通階層�，F(xiàn)實不能簡單比照，但現(xiàn)實中的經驗卻可以借鑒。薛涌在《美國是如何培養(yǎng)精英的》中指出，美國大學為了照顧到勞工子弟在大學里順利讀書，他們曾經提出“經濟平權”的目標，目的就是為弱勢階層創(chuàng)造機會平等。以此觀照當下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不平等在父輩們這一代還沒有完全消弭，他們的下一代還可能因為戶口的捆綁而在不平等的求學之路上繼續(xù)掙扎。

　　國情的復雜性決定了拆除戶口藩籬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必須看到，城市化的加快已經催生了大城市里普通新移民的數(shù)量和規(guī)模，政府必須給他們及他們的后代們一個交代。戶籍改革縱然千難萬難，也不能把難題推到無辜的孩子們身上，他們的未來，也是這個國家的未來。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