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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尹鴻偉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桃花扇》中這幾句形容世事興衰無常的經典臺詞，恐怕要被改成“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被查了”，因為中央又開始新一輪的清理政府豪華辦公樓、培訓中心了。

　　在過去的歷史長河里，中國到處是記錄著過往輝煌的紀念碑式建筑，大到長城、故宮和兵馬俑，小到各地的樓堂廟所�，F在，從繁榮的沿海地帶到廣闊的西部內陸，從寒冷的黑龍江到炎熱的海南島，中國各地的官員們則希望以大興土木，建造更豪華的辦公樓來“留下歷史的印跡”。

　　這樣的情況似乎不能自動停止了。于是“清理政府部門豪華樓堂館所，已被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確定為今年的一項重要任務”。監(jiān)察部有關官員公開表示：2007年全國各級紀檢監(jiān)察機關將全面清理政府機關近年來興建辦公樓、培訓中心等情況，嚴肅查處違紀違規(guī)行為，對典型案例進行曝光。根據地方上的相應工作安排可以看出，“近年來”基本確定在2003年1月之后。但是“亡羊補牢”式的工作計劃遭到了一些人的質疑，重慶大學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院副院長蒲勇健說：“為什么在大樓建蓋之初，有關監(jiān)督部門沒有做到未雨綢繆？不管結局如何，這樣的尷尬情形是任何中國高層領導人不得不面對的。”

　　斥巨資競造大樓

　　近年來，各種各樣關于“中國豪華辦公樓”的消息和情況不斷被媒體和互聯網公之于世。

　　僅有12名在職職工的重慶市萬州區(qū)天城交通局，竟建面積近萬平方米的豪華辦公樓兩棟，人均600平方米；而從萬州區(qū)前往忠縣，在距離縣城12公里的黃金鎮(zhèn)，一座占地5.95畝宮殿般的建筑奪人眼目，門闕上掛著的牌子證明其為鎮(zhèn)政府的辦公樓；繼續(xù)沿著長江向東走，“云陽縣消防中隊只有10多個人，卻占了9畝地，建設成本很大”等情況不斷呈現。

　　在重慶市西南部，江津區(qū)的幾江街道辦事處辦公大樓被中國網民稱為“國內第一豪華街道辦事處”，另外其德感街道辦事處篆山坪村辦公樓“進樓需過兩扇高約4米、寬可進轎車、上面鑲嵌獅子的大鐵門；站在直徑1米多的羅馬柱門框下，需仰頭才能看到房頂；樓內有21間房，面積1200平方米，出入的是11名以深藍色西服為工作服的男女”。

　　事實上，要是把目光投向重慶市更高級別的政府部門、單位，辦公樓則更是一家賽一家龐大和豪華；如果再把目光從三峽庫區(qū)、從重慶市投向全中國，類似的情況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按照建設部的說法，中國662個城市、2萬多個建制鎮(zhèn)中，約有1/5的城鎮(zhèn)建設存在“形象工程”(寬馬路、大廣場、豪華辦公樓等)。

　　在國家扶貧開發(fā)工作重點縣山西省渾源縣，2006年縣財政預算還不到1億元，但其縣檢察院卻耗費1000多萬元建起豪華辦公樓；山西省忻州煤礦安全監(jiān)察局僅有10名工作人員，卻有四五十間帶衛(wèi)生間的超大面積的辦公室，有36套超大面積住房。

　　另外，外觀狀似“白宮”的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qū)政府辦公樓，更以其山水景觀式的建筑格局和530畝的占地規(guī)模聞名天下。

　　“現在，不少地方、部門和單位講排場、比闊氣，花錢大手大腳，奢侈之風盛行，群眾反應強烈。這種不良風氣必須堅決制止。要嚴格控制行政機關新建、擴建辦公大樓，嚴禁建設豪華樓堂館所，切實規(guī)范公務接待行為，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設節(jié)約型政府�！�2007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確認了這些情況的存在和嚴重性。每年的政府行政管理費用已經膨脹到7000億元以上。

　　權力伴生灰色收入

　　“各地的豪華辦公樓說明了政府機關在行使權力時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表示。

　　事實也有佐證。2004年10月，公安部警務督察局在河北省公安廳的協助下，查處了張家口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大肆罰款創(chuàng)收，繼而蓋起造價2000萬元的宿舍樓和豪華辦公樓的情況；2004年11月，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級法院花費3000多萬元蓋辦公樓，超出財政預算1000萬元，由于無錢支付工程款被建筑公司告上法庭；2006年5月，山西省渾源縣檢察院利用參與公路治超的機會，動用了上千萬元罰沒款蓋豪華辦公大樓被查處。

　　事實上，除了正常的稅收外，現在公安、工商、衛(wèi)生、計生……幾乎每一個有行政收費、罰款等經濟來源的地方政府部門都在千方百計“創(chuàng)收”，盡管國家規(guī)定了“收支兩條線”政策，但是各種部門“總是有辦法把大部分錢要回來”，除了部分用來發(fā)放員工福利外，更多的款項都被用來進行各種基礎建設。

　　現在，中國很多地方政府把修建豪華辦公樓當作政績，美其名曰“展現地方形象”，為了“招商投資”。但是各種“形象工程敗壞形象”的事例也在不斷出現，“一些地方向企業(yè)和下級單位斂錢，甚至擠占挪用農村養(yǎng)老金等各種專項資金；有些地方通過執(zhí)行罰沒收入，買賣手中審批權限等方式籌集資金；有些地方是從銀行貸款，還長期拖欠工程款”。

　　作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通過土地買賣獲取的收入也有很多部門用于搞形象工程。

　　除了豪華的辦公樓外，各種政府機構下轄的豪華培訓中心也伴隨而生，尤其在北戴河、三亞、桂林、昆明、廬山、黃山、葫蘆島……這些著名的旅游風景地，新華社調查后表示：豪華培訓中心可謂遍地開花。與此同時，這些利用各級財政資金所辦的機關事業(yè)賓館卻虧損浪費嚴重。

　　當前，各黨政機關以及國有企事業(yè)單位等培訓中心的功能已發(fā)生嚴重異化，培訓中心已變相成為相關部門和機關的創(chuàng)收工具、“權力尋租”的黑洞和滋生經濟犯罪的“溫床”。

　　以吉林省為例，其共有241家縣以上國家機關、事業(yè)單位所屬賓館，累計投入財政性資金23.75億元，從2003年至2005年年均投入達2.6億元。這些財政投入資金，有的是財政直接投入的，有的是挪用專項資金，有的是以減免稅費、國有土地使用權租金等形式變相用財政性資金投入的。而經過審計后表明，由于普遍性的經營管理不善，截至2005年年末，241家賓館的賬面反映累計虧損1.95億元，其中僅2003年至2005年賬面虧損就達1.25億元。

　　除此之外，更不斷出現“每一棟金碧輝煌的大廈背后都要倒下一批官員”的“中國特色故事”。

　　2007年1月，決策建造外觀狀似“白宮”的豪華辦公樓而出名的原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qū)區(qū)委書記馮劉成因貪污受賄670余萬元被判處無期徒刑，成了鮮明的例證。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城市里的“黨風廉政教育中心”竟然是紀委的豪華辦公樓和紀委領導的高檔住宅。

　　辦公樓應該怎么建？

　　中央政府一直在探尋如何解決地方政府熱衷于基礎建設的問題，甚至已經開始借助衛(wèi)星圖像發(fā)現邊遠省份的非法建筑項目。但是前者過去常用的行政性指令——下令國有銀行停止貸款、限制土地出售以及暫停政府對大型項目的批準，不再像以往那么有效，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后者早有應對之術了。

　　已有“熱心人士”為對付這些情況而“出謀劃策”：制定相關法律嚴格控制政府機關辦公采購，行政大樓建設和內部改造必須經上級人大批準；立即停止對政府大樓項目的審批；制定政府辦公條件標準，嚴禁超標準采購和建設；立即制定計劃，有計劃地變賣現有的超標準政府大樓，變現收入應用于改善醫(yī)療、教育和科研等領域條件；對違反規(guī)定的有關責任人應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甚至追究刑事責任。

　　但是情況也許不那么簡單，因為建政府大樓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政治行為和需要了。中國經濟已經發(fā)展到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程度，很難靠政府指令進行調控。蒲勇健說：“現在，中國高層領導人要解決的最大難題之一是如何讓那些執(zhí)行其具體政策的下級官員服從命令聽眾指揮�！�

　　整頓樓堂館所的歷史其實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2003年以來這一波興建豪華辦公樓的風潮卻與規(guī)范政府收入和支出有關。任建明認為，灰色收入透明化以后，錢用不出去，相關單位就把收入用來蓋辦公樓和購置辦公設備。

　　一些地方政府能夠斥巨資來建豪華辦公樓，監(jiān)督缺位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政府對大量預算外資金的使用是在人大監(jiān)督之外的，人大無法監(jiān)管預算外資金，監(jiān)管上的缺失使得地方的一些官員“放開了手腳”。而在西方大多數國家，地方行政管理比較透明，例如在法國財政部的網站上任何人都可以查到所在市鎮(zhèn)、省和大區(qū)一年的收支詳情。

　　在許多人看來，清理政府機關豪華辦公樓的實質應該是究責。盡管媒體對于各種政府豪華大樓、工程曝光不斷，但是卻很少有官員為此而承擔責任，無論是下馬還是檢查。

　　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最近也披露，2003年以來僅基建審計就核減工程款550多億。

　　行政拉動的邏輯

　　不可否認，興建豪華辦公樓有攀比心理和享樂心理作祟的原因。但是在這些此起彼伏的豪華大樓中，“云南省紅河州州級行政辦公樓”卻給出了另外一種邏輯。

　　位于云南省東南部，與越南接壤的紅河州，原地處個舊市(縣級)，2004年經國務院同意搬遷至蒙自縣。云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梁公卿表示，面對國際國內新形勢，紅河州級機關遷移蒙自是為了發(fā)揮紅河在云南省參與東盟自由貿易區(qū)建設的橋頭堡通道作用，“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于是，規(guī)模57830平方米的“紅河州辦公大樓”就這樣在一片人跡稀少的土地上建設起來了。

　　批評者對于其“鋪張浪費”激烈之詞自不用說，尤其對當地失地農民的未來生活表示了擔憂；但是也有人表示“環(huán)境不錯，空氣清新。沒事晚上去那里跳跳舞，早上去打打太極，還是要得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紅河州辦公大樓”不但成為地標性建筑，更帶動了所在地蒙自新城周邊的地價飆升，而造價兩億多的大樓，政府只花了不到1000萬元，其他的經費都是由開發(fā)周圍地產的公司來出資，這樣的置換方式政府和地產公司都獲得了利益。

　　時任紅河州州長白成亮對建造如此政府大樓是這樣解釋的：“有人說，既然我州有那么多貧困人口、下崗職工，為什么還要斥資上億元，建設一流的州行政中心辦公樓，而不把有限的資金用于那些需要幫助扶持的人？州行政中心移遷蒙自是我州全面加速發(fā)展，建設滇南中心城市、統籌南北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客觀必然要求。要建辦公樓，是各機關單位各自為戰(zhàn)，自建自己的小窩好呢？還是統一規(guī)劃建設好？是馬馬虎虎地隨便建蓋，時間一長讓后來的領導不滿意，又重新建蓋好呢？還是建設一個至少50年不落伍，可以展現紅河形象，建成全國一流模范自治州的行政中心辦公樓好？”

　　但著名作家白樺2006年在其《大廈的基礎》一文中寫道：“(紅河州)那些還背著背簍的哈尼族、彝族、瑤族、傣族、苗族、拉祜族和總算走出了叢林的苦聰人，敢于心平氣和地走進這座舉世無雙的大門嗎？”

　　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fā)展到今天，各級政府最基本的設施需要——辦公樓應該怎么建，好像突然變成了一道難解的題。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