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擁堵，是近年來在全國普遍凸現的“城市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四個直轄市在謀劃“十二五”發(fā)展時，均把“不堵車”列為具體目標，表明交通擁堵已經成為中國一線城市面臨的共同挑戰(zhàn)。不僅如此，交通擁堵還在向二三線城市迅速蔓延。

　　城市化的過程，往往伴隨著交通擁堵的加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交通擁堵是城市化進程中必須持續(xù)付出且不斷增加的成本。如果城市治理注重經濟與公共事業(yè)的平衡，城市規(guī)劃更加具有前瞻性與合理性，那么，城市交通擁堵完全可以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圍內。

　　但是，在很長時間里，城市治理和發(fā)展過多地強調經濟效益，無形中忽略了社會效益；過多地強調了對經濟拉動產業(yè)的扶持，無形中忽略了對公共服務業(yè)的扶持。比如，汽車業(yè)對于城市GDP增長帶動作用明顯，因此鼓勵汽車業(yè)發(fā)展一直是重要的產業(yè)政策。然而，在汽車業(yè)快速發(fā)展的同時，城市交通的規(guī)劃和發(fā)展卻遠遠滯后。

　　北京等城市醞釀的治理交通擁堵的綜合措施，對于以追求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的城市經營理念是一次糾偏，對于城市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也是一次試驗。希望這些措施能取得較之現行措施更顯著的成果。

　　與此同時，必須充分認識到，與國外治堵相比，中國城市治理或將面臨更為復雜的局面。通過提高城市化率拉動內需、帶動增長是中國城市的重要使命，這意味著必須在經濟效益與公共效益之間作出更準確的判斷。否則，城市規(guī)劃缺乏長遠性的通病仍不能從根本上加以克服。此外，政府作為城市發(fā)展的主導者，需要對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作出更準確的衡量。在政績工程仍然不能完全得到遏制的情況下，追求短期效益的沖動仍然有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

　　因此，徹底治理交通擁堵等“城市病”，不僅需要在技術層面上加以完善，還應該在制度層面上有所作為。一方面，在政績考核中，應該加大公共服務水平所占權重，強化政策對于公共服務的傾斜；另一方面，對于公共事業(yè)項目，應該引入社會評估機制，邀請市民參與政府決策，以此平衡不同利益。只有強化制度設計，才能避免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掐架”，并防止交通治堵成為應急工程。

　　交通擁堵是一個提醒：如果城市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不能協調，那么經濟利益最終可能會演變?yōu)樨摾�益。從這個角度看，北京等城市對于交通治堵的新探索，應該成為提高城市發(fā)展認識、改善城市治理水平的新契機，成為城市發(fā)展制度革新的又一個起點。(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