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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zhàn)后日本在本國內的許多經歷，和當年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一樣，是日本歷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頁
記者/孫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這一天，對于日本人來說，是個狂熱的星期一。此前幾天，這個島國的人們一直預備著走上街頭。一周前，“祝南京陷落”“皇軍大勝”的旗幟和標語已經早早地懸掛于東京各處。12月11日，腎上腺素分泌過多的大眾，終于等不及走上了街頭，提前慶祝戰(zhàn)爭的結果。街道上人山人海，連小學生也參加了游行。
人群中，包括日本人津田道夫。當時，他才上小學二年級，父母親都是學校的老師，那時候一家人所有的話題都是當下的中日戰(zhàn)局。孩子們唱著“緊握懲罰的槍和劍”，雖然這些歌詞的意思大多孩子并非明白，但他們已經學著像軍人一樣度過每一天。夜晚，家長們帶著孩子去看燈籠游行，隊伍刻意造成的燈籠波濤持續(xù)到天亮，這場景津田道夫直到60年后還記憶猶新。
此后數日，全日本都沉浸在慶賀的氣氛中。津田道夫回憶，此類的全民瘋狂在15年戰(zhàn)爭期間他們也就經歷了兩次。一次是南京陷落，一次是占領新加坡。
同樣的夜，南京經歷的是血與火。
12月14日，駐德日本大使東鄉(xiāng)茂德向美國大使說，南京陷落之前，他的國家已經殺死了50萬中國平民。這是日本官員面對戰(zhàn)爭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數字最坦誠的一次，只不過這句話他是對美國人說的。美國大使將這個驚人的消息密電羅斯福，羅斯福沒有表態(tài)，自此這個數字成為機密(直到去年美國國會解密那個時期的檔案，數字才被公之于眾)。
此前不久，美國國會剛剛通過《永久中立法》，美國國內經濟開始衰退。
宋美齡也結束了美國的游說之行，她在電波里絕望地對美國人說，發(fā)生在中國的種種凄絕人世的境況，你們又哪里看得見呢？再會吧，諸君。
同是那一年，25歲的東史郎應召入伍，來到中國。離別故土，他的母親送給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對兒子說，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中國人抓住，你就剖腹自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關系。
東史郎在日記中寫道，母親的話讓我多么高興。我覺得母親特別偉大⋯⋯我在心中堅定地發(fā)誓——我要欣然赴死！
后來這個兒子終于明白了，他把自己母親當初所說的每一句話，公開發(fā)表了出來。津田道夫長大后對自己的父親充滿羞愧，他更不能原諒自己去慶賀中國人的血與火，他寫了一本書，名字叫《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他說，日本的大眾對那場戰(zhàn)爭有不可推諉的責任。
但是讓津田道夫看不懂的是日本的大眾在戰(zhàn)后的行為。1945年，戰(zhàn)爭結束后，僅僅三天，日本內務省警保局長發(fā)出通知，誠征日本新女性去做美國軍隊的慰安婦。并且以國家的名義，把這種官方組織的性服務，稱作戰(zhàn)后國家的緊急設施的一部分。
而她們此后的命運，和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一樣，是日本歷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頁。
幾年前，一個中國人試圖走進日本的史料里，無意中發(fā)現了這段歷史。
被強調和被遺忘的記憶
這個人叫薩蘇，在中國是搞IT的。
幾年前去日本工作，找了個日本的老婆。平時喜歡上上網，灌灌水，直至有一天這個電腦工程師被牽扯進了一場事關南京大屠殺的論戰(zhàn)。
論戰(zhàn)發(fā)生在網絡上，時值2004年，在日本鬧得聲勢很大，涉及面很廣，引起論戰(zhàn)的正是日本戰(zhàn)后出生的一批年輕人，他們覺得中國人總抓住那段歷史不放，就拿自己現有的知識和邏輯辯駁了一番。
當時，身處東瀛的留學生們都參與了論戰(zhàn)。薩蘇被一個朋友拉著也參加了。日本學生說，中國教科書里提供的南京大屠殺的一些照片，其中中國人很多穿的都是短袖，可南京淪陷的時候正值冬季，你們怎么解釋這個問題？
事實上，戰(zhàn)爭發(fā)生后，留在南京的多是些貧民，破城之初，日本兵肆虐，根本衣不遮體。根據美國《時代》周刊當時有限的記錄：那些年紀太小、太老、太窮、病得太重或是什么都不懂而沒有離開南京的中國人，被大批屠殺。
薩蘇讓這些孩子們去找找身邊的老兵，看看他們的回憶錄，清清楚楚。日本學生反駁說，戰(zhàn)爭中士兵都是瘋狂的，他們當時的記憶不走腦子，現在的回憶不靠譜。
薩蘇質問，總不該否認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年輕人卻說，中國多年內戰(zhàn)，那些尸首是你們自己埋下的。
論戰(zhàn)至此，薩蘇覺得這么辯駁下去于事無補。于是，網絡工程師打算就用日本的史料去寫本書，告訴年輕人被隱瞞的真相。
起初，這個網絡工程師以為日本的年輕人是因為看不到真實的史料，但當他走進日本的圖書館，看到的卻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關于這場悲慘事件的記錄比比皆是。那些文字中，曾經的日軍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細致把這場大屠殺描述得如在眼前再現，讓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忍卒讀。
可是在這些文字里，這個網絡工程師看到的不是老兵出于懺悔的回憶，而更像是記憶里的狂歡。比如，1986年7月到1987年8月，在《朝日新聞》上刊載的持續(xù)一年的“戰(zhàn)爭”連載中，起先溫故知新的初衷被丟棄，一些老兵手記的內容都是，比如多少中國姑娘受了他們的暴行，多少中國貧民橫遭屠刀。他們平靜地回顧出當時的任何細枝末節(jié)。對于那些看故事的日本年輕人，更是在那些特有的細節(jié)中找樂。
翻開日本國會圖書館的戰(zhàn)敗民意調查，其中來自街頭的聲音，大多這么記載:對英、美投降是無可奈何的，但對中國人低頭是讓人氣憤的。
在戰(zhàn)敗之初，這差不多是日本人普遍的聲音。昭和天皇的侍從在戰(zhàn)敗后的日記中這么寫道，從早上起，美國的飛機就在盤旋、噪雜，但沒有辦法，B29實在是美麗的飛機。不太有恨的感覺，到處是優(yōu)秀的科學力讓人心曠神怡。
直到薩蘇接觸到戰(zhàn)敗后的日本為美國人提供軍妓的那段歷史，他終于明白這個民族對于戰(zhàn)爭的理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zhàn)敗投降，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美軍隨即進駐。日本當時的社會調查表明，對美軍占領的恐怖和擔心中，最主要的是食糧不足，復員人員失業(yè)，以及占領軍對婦女的凌辱，其中擔憂婦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遙遙領先。產生這種想法，首先是日本民間長期受“如果戰(zhàn)敗，男人將全被閹割，女人將全被作為娼妓”宣傳的影響；其次，戰(zhàn)爭中日軍在亞洲各地的暴行，也成為日本民眾對占領軍想象的最重要參照。
針對這種恐慌，日本內閣緊急討論對策，結論是參照日本在戰(zhàn)爭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為進駐美軍提供“慰安”設施和性服務，來減少美軍對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擾。預算需要五千萬日元，這對戰(zhàn)敗的日本來說是一筆巨大的開支，而大藏省財稅局長池田勇人對這筆錢批準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這筆錢換取日本女性的貞節(jié)和血統(tǒng)的延續(xù)，可說是十分劃算了”。
在稻江世津子《占領軍慰安所》一書中，她描述當時的情景，“自愿的不超過半數”“戰(zhàn)爭結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愛國’的名義驅使無辜的女子為‘進駐’的外國兵賣淫�！�
后來，麥克阿瑟以“公然賣淫是對民主理想的背叛”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關閉這些慰安所。日本政府隨即下令遣散，共計五萬五千名慰安女，自此流落街頭。
直至60年之后，韓國的慰安婦把日本兵的戰(zhàn)爭罪行不斷告到法庭，這些被日本人遺忘的官娼才開始向國家申請賠償。
為了刻意忘記的歷史
不幸走入那場屠殺的人，幾乎都走不出心靈的陰影。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1937年南京難民眼里的華群小姐。經歷那場浩劫4年之后，這個女人選擇了自殺。60年后，張純如又走了進那場屠殺，后來她也自殺了。
如今當薩蘇走進那段歷史，他至今都沒有勇氣去接觸那場屠殺的細枝末節(jié)。作為逃避的另一種表現，活躍在日本極右翼和一些青少年，從1994年就稱南京大屠殺為“虛構”的，并在網上與薩蘇辯論。
這些年輕人認為“沒有一個證人親眼看到大屠殺的發(fā)生”，此外，他們還專門組織對中國報道的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殺”標題下的歷史照片一一進行檢證，以證明其并非拍攝于南京大屠殺期間。而一些參加過大屠殺的日軍老兵，隨著生命即將終結，近年來逐漸打破沉默，開始提供真實的歷史講述，給日本社會極大的震動。2002年，松岡環(huán)采訪的舊日軍老兵回憶錄《南京戰(zhàn)》，收錄了102名原日軍官兵的證言，每一條證言都重現了當年南京發(fā)生的暴行。不過右翼也從沒有停止過“虛構說”宣傳。
而在薩蘇接觸的日本老兵里，當被問及那段歷史時，多數都是一言不發(fā)地沉默。
有一次，薩蘇坐在地鐵上拿著一本日本戰(zhàn)爭時期的史料。旁邊的一個老人看到，大聲訓斥他說，你們年輕人，不要看這些東西，這不是什么光榮的東西，而是日本當年所犯的錯誤。
對于那段歷史讓年輕人不要去看，又何嘗不是一種逃避。
于是，他回去后準備寫另一本書，描述他眼里的“菊與刀”。他想，告訴那些年輕人歷史的真相不如告訴他們遺忘地活著有多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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