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往年不同,今年兩會有個新特點,即代表委員間展開觀點交鋒比較明顯。譬如,來自教育界的一位政協(xié)委員,對另一位委員提出的勞動密集型企業(yè)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內(nèi)容表示質(zhì)疑。曹淑敏委員在政協(xié)討論會上因為提出“手機通話費不是高收費”,立刻引起了現(xiàn)場一片嘩然,認為手機通話費過高的其他委員馬上“群起而攻之”,不留半點面子。
誠然,代表、委員們在會上“吵架”的現(xiàn)象被公開報道,這大大增加了“兩會”的透明度,比起代表、委員停留在鼓掌、表決心、“學習”報告等現(xiàn)象來說,這確實有新意。然而,對于這種新現(xiàn)象,是不是就可以一味給予樂觀評價,值得冷靜思考。
留心目前已經(jīng)被公開報道過的幾次“吵架”現(xiàn)象,不難發(fā)現(xiàn),有些“架”之所以會“吵”起來,往往是因為其中一方提出的觀點“驚世駭俗”,完全顛覆了一般公眾的觀感,難免有為特定利益集團說話的嫌疑。
那么,他們敢于在“兩會”上公開提出這些“驚世駭俗”的意見,引起爭論,這究竟是說明“兩會”上有了真正的議政,還是說明一些富貴階層、利益集團已經(jīng)公開地在“兩會”上為自己爭取更多利益呢?馬克思說過,思想一離開利益將會使自己出丑。因此,后者的可能性其實更大,情況就不容盲目樂觀,反而值得深思:這未必真是反映了民主新風,而不過是反映了當前的富貴階層、既得利益集團不僅積聚了大量的財富資源,而且開始利用更多的參政議政資源來為自己服務,試圖進一步強化自身的利益。與過去“兩會”上在“一團和氣”之下的遮遮掩掩相比,他們現(xiàn)在說話更加赤裸裸了。
在這種情況下,當一些來自富貴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委員聲音更為強大,這對于廣大的工人、農(nóng)民工等普通百姓來說,未必是件好事。當然,包括張茵委員在內(nèi),這些代表、委員都宣稱自己的意見是為了國家、人民、社會等,但是,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看問題的出發(fā)點不一樣。
從根本上來講,真正完善成熟的議政,絕不僅僅是有了公開辯論、“吵架”就行了,更要確保參與辯論的人是經(jīng)過民眾充分授權、能夠切實維護民眾權益的,要確保代表、委員們的發(fā)言始終不敢忽視民眾的感受、超越民眾的利益,這樣才能真正體現(xiàn)民主。一言以蔽之,在代表、委員們的比例構成本身缺乏合理性情況下的所謂“辯論”其實是意義不大的。所以,對于今年“兩會”上出現(xiàn)的公開辯論等新現(xiàn)象,人們不可盲目樂觀,反而應該憂思:在來自富貴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委員們說話更加直接、更加強勢的情況下,急需盡快改進、完善現(xiàn)有的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的比例結構,讓真正來自工人、農(nóng)民工等普通百姓群體,能夠切實代表他們意愿的代表、委員多起來,讓他們也更多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只有這樣,才能使“兩會”真正更好地體現(xiàn)出民主議政。(鄧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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