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兇。
中央政府說要嚴查。
查到校長,校長說我們早把教學樓檢修建議上報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說,我們早把檢修報告上報市縣領導了。
查到市縣領導,領導說,我們也沒錢啊,某某文件上說蓋教學樓的費用就是×××元一平方米,教育經(jīng)費就那么點兒,我們能怎么辦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給啊。
查到省領導,領導說,中央本來就規(guī)定教育經(jīng)費是市縣級自理嘛。
查到建筑設計師,設計師說,本來本地教學樓抗震標準就是7級,它來個8級,我有什么辦法。
查到施工隊,施工隊說預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嗎?預算就那么點兒,我們能怎么辦。
查到驗收員,驗收員說甲方催著要貨,哪有那么多時間仔仔細細地查?
我寫這些,并不僅僅是嘲諷“官僚推諉”,而是我確實想不出來這事具體應該怪誰。校方、教育局、縣市領導、省領導、設計師、施工隊、驗收員……好像都有道義責任,但卻說不清誰應該負法律責任。歸根到底,長期輕視基礎教育投資,倒真是一大“罪過”。
以下幾種情況下法律責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減料”以提高利潤,那么施工方和驗收方應該付法律責任;2)設計方馬馬虎虎,沒有按照法定抗震標準設計,那么設計方和驗收方應該負法律責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貪污或者挪動校舍建設資金,或者接受賄賂將工程包給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關官員要負法律責任;4)在具有資金和能力的情況下,官員面對下級的“危房”報告采取“不作為”行為,那么他們也應該負法律責任。
不知道倒的樓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幾種情況。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學樓”問題暴露之后群情激憤,這種心情在災民,尤其是有孩子傷亡的家長當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對于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簡直像親眼見到“貪官”從“施工隊”手里收取賄賂似的言之鑿鑿,但我寧愿在以下事實清楚之前暫緩定論:校舍倒塌面積和當?shù)仄渌笮徒ㄖ顾谋壤容^;倒塌校舍的建校時間和當?shù)乜拐饦藴食雠_時間的對比;當?shù)乜拐饦藴屎偷顾ㄖ䦟嶋H抗震標準;當?shù)匦I峤ㄖ顿Y標準和實際投資數(shù)額。不是我不想站出來罵人,實際上罵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覺得對于媒體和關心公共領域的人而言,承認自己無知的勇氣,和罵人的勇氣一樣重要。
理性反思和罵街反思的區(qū)別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導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標準;是否要改變教學樓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變各級政府間的教育投資結(jié)構(gòu);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隊”的招標透明度和“驗房員”的資格審核標準;如何加大基礎教育資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盡快系統(tǒng)檢修地震帶現(xiàn)有的教學樓……而罵街反思的結(jié)論一般只有一個:殺一批貪官。
很多人遇事喜歡籠統(tǒng)地高呼“殺貪官”,我卻覺得這些個豆腐渣工程,反映出中國各行各業(yè)都缺乏職業(yè)道德。一個驗房員不盡職盡責地好好驗房,也要怪“貪官”嗎?您可以說“歸根結(jié)底來說還是要怪貪官……”,那好,全中國人都可以頂在這個邏輯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罵街為職業(yè)了。很多人還常常覺得“殺幾個貪官”就能解決問題,當年朱元璋殺那么多“貪官”,最后殺出一個無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著法治精神,我卻覺得任何懲戒都必須清晰到:什么證據(jù)表明,誰,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違反了哪條法律。
法治精神和“階級斗爭精神”的區(qū)別在于,只有個體的行為、而不是他所屬的某種“集體身份”(“地主富農(nóng)”、“當官的”、“房地產(chǎn)商”、“經(jīng)濟學家”、……),可以成為評定其“罪行”的依據(jù)。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這個幾千年來在“暴政”和“暴民”之間循環(huán)夢魘的民族,只有法治。(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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