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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劍英：華主席提出今后寫報告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寫“黨中央”就行了，這是謙虛美德。這種謙虛是非有不可的

　　11月26日，至此會議已經(jīng)開了整整16天,這原本應該是會議結(jié)束的日子，但是會場上蕩漾的活躍、興奮和暢所欲言的空氣，讓會議毫無懸念地往下延伸著。許多代表在興奮之余，又感到深深的遺憾：華國鋒在前一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若干條結(jié)論中，絲毫沒有提及從5月份以來在媒體上掀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隨后，代表們的發(fā)言繼續(xù)向縱深拓展。

　　胡績偉：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我們不同意，但至今沒有公開批評。

　　耿飚：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完全是奉命行事，我反對“兩個凡是”的提法。

　　金明：“兩個凡是”是“按既定方針辦”的變種。

　　秦基偉：思想不統(tǒng)一，行動很難統(tǒng)一，例如“兩個凡是”、真理標準問題，中宣部、《紅旗》雜志至今仍然不表態(tài)，群眾有猜測、有議論、有憂慮。

　　陳鶴橋：真理標準問題，不僅《光明日報》發(fā)了文章，鄧副主席也有講話，《紅旗》不表態(tài)不正常，中宣部長持什么態(tài)度，令人難以理解。

　　于光遠回憶說：

　　25日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我到江一真(時任衛(wèi)生部部長——引者注)的房間，同他商量應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制，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tài)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場上的確非常錯誤，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許多問題就說不明白。

　　在前十幾天的分組會上，發(fā)言中涉及汪東興負責的事情，還都避開說出他的大名。但我們覺得這種藏頭露尾的做法，同充分發(fā)揚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們認為會議開到這樣一個階段，是到了該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時候了，這樣做對會議有好處。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顧慮。我們也想過最好請示領(lǐng)導得到同意后才做這樣的事，但又覺得不便。因此就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了。

　　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上第一個站出來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江一真說：汪東興在1976年12月說過的“鄧小平的那兩下子，不是(在1975年)試過了嗎？就是不行嘛”。江一真批評了汪東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討論上的態(tài)度，以及汪東興在北京醫(yī)院揭批“四人幫”時庇護劉湘屏(曾任衛(wèi)生部部長)等事情。

　　江一真發(fā)言后，于光遠和楊西光在西北組做了聯(lián)合發(fā)言，他們著重批評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后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阻撓真理標準討論等事情。

　　從這以后，不少人也打消了顧慮，與他們相呼應的發(fā)言慢慢地都出現(xiàn)了。西南組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第一人是胡績偉。

　　胡績偉還特別就《人民日報》在當年5月12日轉(zhuǎn)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當天，吳冷西來電指責《實》文是“砍旗”一事做了披露。

　　“以后各分組對汪東興的指名批評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許多汪東興的錯誤言行，有的發(fā)言用的語言還很尖銳�！庇诠膺h說。

　　但是，形勢的推進也并非那么平滑。25日之后，當看到華國鋒講話中并未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下結(jié)論，“凡是派”的聲音也漸漸響起。

　　在那個會場上，作為“凡是派”代表發(fā)言的大致有：李鑫，時任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吳冷西，時任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熊復，時任《紅旗》雜志社社長；張平化，時任中宣部部長。

　　他們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了指責，不贊成把真理標準的討論看成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guān)系國家命運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樣的討論會引起國內(nèi)外對安定團結(jié)政治局面的擔憂。不贊成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用旁敲側(cè)擊的方法，實際上是在引導人們?nèi)プh論毛主席的錯誤。

　　這些發(fā)言當時也發(fā)了簡報。

　　12月3日，熊復發(fā)言：“在關(guān)于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中，有的文章的內(nèi)容，直接間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種誘導人們?nèi)プh論毛主席的錯誤傾向，我認為是不恰當?shù)��！都t旗》在這個問題上表態(tài)確是太遲了，不過從國外猜測的主要內(nèi)容來看，主要的猜測是說我們在實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錯誤，在重新評價毛主席。這卻不是《紅旗》能夠負責的�！�

　　對于他們的發(fā)言，很多人不滿意，紛紛予以反擊。代表們說，我們不能把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維護毛主席的旗幟對立起來，更不能以此為推行和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辯護。用國外渲染的“非毛化”來責難關(guān)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也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萬里發(fā)言：“當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jīng)公開化了。這是黨內(nèi)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是關(guān)于如何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四個現(xiàn)代化的斗爭，不只是一個理論之爭�！�

　　徐向前在發(fā)言中說：“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對我們的工作影響很大，它關(guān)系到我們究竟執(zhí)行什么路線的問題�！�

　　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對頑固堅持“兩個凡是”立場的領(lǐng)導人應予以處理或調(diào)離。

　　對此，鄧小平很快明確表示：“不妥！”

　　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聽取各組召集人匯報，在討論中鄧小平說：“現(xiàn)在世界上就看我們有什么變動，加人可以，減人不行，管你多大問題都不動，硬著頭皮也不動。這是大局。外國好多人和我們做生意，也看這個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軍區(qū)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時，鄧小平又強調(diào)了四個問題：

　　一、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算我一個請求，要以大局為重，道理在你們，在群眾。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識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確的�！�…

　　二、對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對那幾個同志要批評，但不能動，實際上不止他們幾個�，F(xiàn)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quán)，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quán)力斗爭。對那些大家有意見的人，過關(guān)算了。檢討沒有全過關(guān)的，我們過去也沒全過關(guān)嘛。

　　三、關(guān)于“上”的問題，至少加3個政治局委員。太多，也不恰當，不容易擺平。加上幾個什么人？陳云兼紀委書記；鄧大姐，胡耀邦。夠資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夠格。兩個方案，一個3個人，一個4個人。黨章規(guī)定，中央委員會不能選中央委員，想開個例，補選一點，數(shù)目也不能太多。有幾個第一書記還不是中央委員，如習仲勛、王任重、周惠，還有宋任窮、韓光、胡喬木、陳再道。將來追認就是了。

　　四、1957年反右派斗爭是正確的，但后來擴大化了。對“文化大革命”要回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華幾個青年貼大字報說：反周民必反，反毛國必亂。這個水平很高。

　　在11月27日晚上，鄧小平還講了這樣一段話：“……現(xiàn)在報上討論真理的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躍，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但講問題，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報紙要十分慎重。邁過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了……”

　　這個談話當時在會上并沒有傳達，但是還是流傳了出來，這被看作中央對真理標準問題的一個明確表態(tài)。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汪東興在會上作了檢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會作了書面檢查。

　　這一天，是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大會，華國鋒也作了檢查。

　　就此，葉劍英說：“民主作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華主席對‘兩個凡是’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華主席提出今后寫報告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寫‘黨中央’就行了，這是謙虛美德。這種謙虛是非有不可的。”

　　鄧小平：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

　　早在這次會議之前，胡喬木就作為鄧小平講話稿的起草人為他準備了一份講稿，這也是依照小平本人的意思做的準備。講稿內(nèi)容有二：第一部分論述了工作著重點轉(zhuǎn)移的幾方面的歷史意義；第二部分論述如何實現(xiàn)這個轉(zhuǎn)變。

　　從中也可看出，會前在小平思想里，只要說服中央委員會贊同將工作重點轉(zhuǎn)移到經(jīng)濟建設(shè)上來，就達到了會議的目標。

　　但是到了會議期間，會議形勢出乎意料地發(fā)生了變化，僵局已被打破。鄧小平也敏銳地覺察到歷史性轉(zhuǎn)折的機遇出現(xiàn)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一下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了。

　　鄧小平找到胡耀邦說：“這個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重寫�！�

　　鄧小平親擬提綱，并提出了整體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鄧小平約胡耀邦、于光遠等在家中談話，談講話稿的重新起草問題，并拿出了自己親筆所寫的講話提綱。在重新起草和修改過程中，鄧小平又與起草者談話，逐條逐字地審閱，并親自擬定講話的題目。

　　大約過了28年，于光遠有一天在故紙堆里翻出了一份珍貴的手稿，竟是當年鄧小平親自擬定的講話稿，老先生激動萬分。

　　他回憶說：

　　12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是八個問題。

　　鄧小平首先說：想了一下，不準備長稿子。第一個問題是對會議的評價。他說：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這是)很好的黨的生活，黨的作風，既有利于安定團結(jié)，(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實在可喜。

　　第二個問題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他告訴我們寫這個問題時要“講點理論的重要”。他說，這個爭論(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前途命運問題。他提出要解決新的問題，全黨全民要開動腦筋。

　　第三個問題是發(fā)揚民主、加強法制。他指出：現(xiàn)在這個時期更要加強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現(xiàn)在是民主不夠，大家不敢講，心有余悸。

　　第四個問題是向前看。他說：這個會議向后看解決一些問題，目的是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決遺留問題，要快，干凈利落，時間不要長。完全滿意不可能。還說，安定團結(jié)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不要糾纏這個問題�！拔幕�大革命”，不要涉及，讓時間來說清，過一段時間再說這個問題，沒有一點虧吃。

　　第五個問題是克服官僚主義。

　　第六個問題是允許一部分企業(yè)、地區(qū)、社員，先好起來。他說這是一個大政策。

　　第七個問題是加強責任制。

　　第八個問題是新措施新問題。

　　小平有如此詳細的提綱，又做了如此具體的談話，我們這些起草的人就好辦了。從鄧小平那里回來，胡耀邦和我找了國務(wù)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稿子，大約兩三天就起草好了。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就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那個著名的講話，題目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jié)一致向前看》，這個標題也是小平親自擬定的。講話提綱挈領(lǐng)地抓住了歷史轉(zhuǎn)折中最根本的問題，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國向何處去的正確方向和指導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論視角，啟發(fā)了全黨的思路，振奮了人們的精神，對于推動整個國家走向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起到了關(guān)鍵性作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jié)一致向前看，從此成為中國人民團結(jié)奮斗、一心一意搞經(jīng)濟建設(shè)的基本口號，成為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宣言書。

　　到了12月12日，原定大會結(jié)束的前一天，葉劍英夜里12點親自給鄧力群打電話，要求再修改發(fā)言稿，以呼應鄧小平的講話精神，鄧力群為此寫到凌晨3點，以至來不及送印，葉劍英只好以那個稿子在大會上宣讀。

　　13日，大會舉行了閉幕會，中央工作會議本該到此結(jié)束了，可代表們感到鄧小平講話非常重要，紛紛要求延長兩天來學習和討論。直到12月15日，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才真正落下帷幕。

　　又過了三天，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飛舞。上午10時，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西賓館召開。此次會議僅僅開了5天。

　　后來發(fā)表的三中全會公報說：

　　會議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zhuǎn)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上來。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jié)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全會在正確分析國內(nèi)外形勢的基礎(chǔ)上，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否定“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錯誤理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jié)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后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的偉大轉(zhuǎn)折。從今天看，1978年隆冬的這個會議，根本就是中華民族的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zhuǎn)折，它的深遠意義已經(jīng)顯現(xiàn)并將繼續(xù)昭示于世。

　　華國鋒：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整整30年過去了，今天，所有的主流媒體都在尋訪這30年的歷史軌跡，都在追憶這30年的情形與音畫，回溯至源頭，我們看到的竟是一個如此絢麗多姿的中央工作會議，它依然散發(fā)著無窮的魅力，讓每一個尋訪者為之怦然心動。

　　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以87歲高齡謝世。中共中央給予這位中共前高級領(lǐng)導人以極高的評價。更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也高調(diào)撰文說：

　　為何“《實》文”能夠公開發(fā)表？為何全國報紙能予刊載？為何各地黨、政、軍領(lǐng)導同志能各自表明態(tài)度？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nèi)民主生活有關(guān)，盡管這時黨內(nèi)民主仍是有限的，僅及黨內(nèi)政治生活的一隅。但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間卻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廣闊天地。

　　……

　　華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tài)度也是相當重要的。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wù)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于最高領(lǐng)導地位。他認為黨內(nèi)有思想分歧，應強調(diào)團結(jié)；黨內(nèi)分歧引發(fā)了不同觀點的斗爭，他強調(diào)要從團結(jié)的愿望出發(fā)；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后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后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記得華國鋒同志、了解華國鋒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記得他。

　　……

　　1978年由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引發(fā)的歷史的漣漪，越過30年的歲月，依然在歷史的長河中激蕩。 (王偉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