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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日，福建羅源縣政府一輛公車交通肇事導致一死一傷，車禍發(fā)生后，車內的幾名干部紛紛下車，卻沒有上前救人，而是選擇了離開。此事調查結果公布后引發(fā)群眾質疑，認為當?shù)卣�府有避重就輕、希望讓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嫌疑。(《中國青年報》3月11日)

　　公車肇事、干部徑直離去，這顯然已不屬于一般意義上的“見死不救”，然而，調查結果卻認定，事發(fā)后“駕駛員等人立即報警，5名乘員及司機直到交警和120救護車趕到事故現(xiàn)場處理才離開”。既然如此，為何事發(fā)后的監(jiān)控錄像需要“保密”？對3名副科級以上干部予以停職處理又所依何法？

　　按照公眾“經驗”，如果輿論不跟進，這事兒基本就到此為止；但如果密集追問，恐怕問責就會出現(xiàn)新的版本。我們應該還記得“史上最牛官員別墅群”的例子：2008年11月26日，直接責任人熊傳明被河南省紀委監(jiān)察廳和信陽市紀委監(jiān)察局撤掉了信陽市國土資源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并給予他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此前，熊傳明得到的處分是“行政警告”。公眾認為過于“輕描淡寫”，于是在輿論壓力下，熊傳明終于“落馬”。再比如，剛剛塵埃落定的“躲貓貓”事件，嚴肅的司法問責竟也是在輿論的層層倒逼下才一波三折趨向正義。

　　官員問責究竟怎么啦？為什么問責結果如此不可預期？為什么問責力度取決于官民博弈？如此問責很像菜市場，媒體就像“公平秤”，突發(fā)事件好比是商品，官方給出“已經處理”的價格，群眾不滿，覺得水分多，再集體“砍價”，于是官方再回去“重新處理”，群眾覺得可以接受，于是埋單，皆大歡喜。在這一過程中，官員問責顯然是粗放式的：一旦媒體失聲，群眾立即遭遇信息不對等，“砍價”更無從談起，所以很多“賬單”需要媒體曝光；而一旦輿論不夠猛，就算媒體一片冰心，問責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像轟隆隆炸掉的千萬觀光塔，誰出來擔過責？

　　這一切，都是官員問責缺乏剛性、無標準可循的結果。因此，問責淪為被輿論牽著鼻子走、或看上級的決心與臉色。問題是，在地方權力架構中，“上級”與被處理的“下級”往往關系曖昧，上級天然具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沖動，指望行政性處理一步到位地抵達公平正義，似乎很難；再說，即便“上級”鐵腕無私，囿于視角有限，主觀判斷很難精準，時有矯枉過正，譬如開會打瞌睡就免職等，也悖逆問責本義。

　　問責要想不至于淪為討價還價，就得從長官意志走向程序，從道歉走向細分責任，從繞指柔走向剛性：一是應建立健全責任追究機制，真正做到按既定程序辦事；二是從“道德問責、政治問責”的偏好中走出來，關注責權對等的行政問責、司法問責。借用一個流行語——請不要拿你的問責來試探我憤怒的底線。(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