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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文/葉永烈

　　在著名翻譯家傅雷親筆填寫的履歷表上，有一行用辛酸的淚水寫成的文字——“1958年4月，上海作協(xié)整風，結(jié)論為右派分子�！�

　　本來蝸居書齋的傅雷，在1956年下半年的“屋外熱流”的推動下，頻頻“鳴放”，撰寫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整風問題、文藝界問題、出版界問題的“鳴放”文章十二篇，發(fā)表于上海《文匯報》�？梢哉f，傅雷從來沒有這么活躍過。

　　然而，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形勢急轉(zhuǎn)直下。7月6日，傅雷還在《文匯報》上發(fā)表《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那樣的文章。一個多月后，8月22日，上海的報紙便點了傅雷的名字。8月24日，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都刊載文章，批判傅雷�！段膮R報》上的大字標題為《市政協(xié)大辯論進入高潮——傅雷“中間路線”思想……受到批判》。

　　8月26日，《文匯報》上《批判錯誤思想，準備反擊右派——政協(xié)座談會旁聽側(cè)寫》一文，醒目報道傅雷在市政協(xié)再度受批判的情況。會上，傅雷“他自認為是一個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屬于中間分子”。會上的“批判”調(diào)門卻很高，指責傅雷“親美”，“反蘇”。

　　1957年12月23日，傅雷夫人在寫給傅聰?shù)男派险f：“作協(xié)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檢查，……人也瘦了許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頓，這對他最是痛苦，因為心不定�！�…五個月來，爸爸痛苦，我也跟著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從來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認真對付，不怕暴露思想，這次的教訓可太大太深了。”

　　就這樣，在1958年4月30日下午，他被“批判”之后，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夜深沉，未見傅雷歸家門。

　　一向脾氣溫和的傅雷夫人，此刻心急如焚，她深知，“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剛直不阿的丈夫受不了這樣的冤屈。他是一個寧可站著死、不愿跪著生的人。她擔心，無端受戟指怒目之辱，他會拂袖而去，離開人世。

　　很久很久，終于響起了敲門聲。夫人急急開門。門外站著傅雷，疾首蹙額，悵然若失。

　　夫婦倆在書房里黑燈對坐，默然無言。

　　很久很久，傅雷喟然長嘆，這才說了一句話：“如果不是因為阿敏還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自從傅雷受“批判”、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傳開之后，“左”的災難波及到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聰在留學生中也成了“批判”對象。在一位英籍音樂教師的幫助上，傅聰悄悄買到了從華沙飛往倫敦的機票，決定出走英國。由于他單獨在外邊居住，他的行動避開了中國留學生的注意。他在收拾行李時偶然被來訪的同學撞見，可是同學以為他在準備回國，并未在意。

　　傅聰坐在飛往英國的班機上時，正遇倫敦有霧，班機推遲起飛。這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已經(jīng)察覺傅聰?shù)膭酉�，正要采取措施，倫敦上空的霧散了，班機起飛了。傅聰還在空中，外國通訊社便已發(fā)出了關于他出走的電訊。

　　傅聰剛剛飛抵倫敦機場，外國記者們便包圍了他。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鉆進轎車，飛馳而去，甩掉了尾隨的記者……

　　對于出走，傅聰在1980年回憶這段往事時，說了他當年的處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和父親幾乎同時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從波蘭被召回來參加整風反右的。我寫了個檢查，后來我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xù)學習。我走后，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于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yè)，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fā)兒子、兒子揭發(fā)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走我永遠是內(nèi)疚的。

　　然而，在那“階級斗爭”的歲月，父子之間惡性牽連著：由于傅雷錯劃“右派分子”導致傅聰?shù)某鲎撸�而傅聰�(shù)某鲎哂旨又亓烁道椎淖锩��?/p>

　　傅雷與朱梅馥自1932年1月結(jié)為夫婦，整整34年，朝夕相處，相依為命，情深似海，共赴危難。1966年9月3日凌晨，他們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jié)，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時發(fā)出聲響。

　　就這樣，傅雷夫婦上吊自盡于鐵窗兩側(cè)！

　　傅雷夫婦在離世之前，寫下遺書。他們在遺書中說：“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

　　傅雷夫婦在遺書中吩咐把“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愿她無故受累。”他們甚至留好“現(xiàn)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

　　坦蕩蕩，傅雷夫婦的遺書是對極左路線的控訴書，是他們高尚人格的真實寫照。

　　1977年初春的一天，在英國倫敦的傅聰和他的妻子驅(qū)車外出，忽然從汽車的收音機里傳出中國中央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五交響樂，他的心顫抖了。他已經(jīng)有20年沒有聽到中央樂團的演奏了。偉大的貝多芬的作品，在中國被荒唐地禁止了十年之后，終于又重新出現(xiàn)。他想，也許是時候了，可以回到祖國了。

　　這年，傅聰打聽到與他斷絕音信十多年的弟弟阿敏的下落，給他寫了信。在信中他敘說了自己的思鄉(xiāng)之情，說不知哪天能夠再看到故鄉(xiāng)上海的風光，見到日夜想念的親人和朋友。

　　1978年12月28日，鄧小平在傅聰?shù)男派献髁伺�示：“傅回國探親或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庇捎卩囆∑綄Ω德攩栴}作了批示，傅聰終于得到祖國的諒解。終于回來了，回到了祖國。

　　(摘自《上海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