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yuan007.com | 
|
 |
|
我的父親母親與《思痛錄》 文.楊團 我的父親母親那一代，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所付出的不僅僅是鮮血、生命，更有泣血的靈魂！
1998年6月，我從美國歸來。剛進家門，端端正正擺放在書桌正中的《思痛錄》樣書便躍入眼廉，心驀地狂跳起來。啊，終于出版了！母親20年前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了。整整半個多世紀，母親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還要沉重的代價！ 初識《思痛錄》 《思痛錄》在成書前有一段難忘的口述史。 那是“文革”中期的1973年，我剛從云南隴川農場轉到張家口聚氯乙烯廠當儀表修理工。三年零七個月，我在遠離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親、湖北的母親、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1966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家被抄，東西砸爛了，房子沒了，全家離散整整7年，到1973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這劫后余生的團聚。那時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24小時連班，便搭上京沙線列車，顛簸六七個小時，趕回到北京永定門外沙子口那兩間狹小簡陋但是溫暖的家。 真像母親在《當代人的悲劇》中提到的，當時的我開始從自己和家庭的傷痛中走出來，弄了一腦子的問題。在外面不能問，只有回到家里問，有時想不通就和父母爭辯。當時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說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嗎？那為什么還要把那么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右派搞多了還要摘帽，打了這么多走資派為什么七八年了還是這個樣子？父母告訴我：1943年在延安就有過那么一次，毛主席說特務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結果成千的忠實的共產黨員都被打成特務。凡是從敵占區(qū)來又坐過敵人監(jiān)獄的，無一例外都是敵人派進來的“紅旗”特務。原來那時就有“打著紅旗反紅旗”一說。我聽了還是不明白：“毛主席為什么要這樣做呢？難道敵人越多黨就越安全嗎？”
記得有一次，不知我哪一句反駁的語言惹惱了母親，她憤憤地在屋里來回踱步：“團團，我不能再講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賣的�！边@話一下子震驚了我，迄今我還記得她當時的表情，記得我那莫名的驚詫──我的媽媽竟會懷疑她的女兒會出賣她！自然，后來我就努力多聽、多想、多問。我就是這樣聽到了所有后來被母親寫入《思痛錄》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故事。故事越講越長，從打“AB團”、延安審干開始，講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延安的“輕騎兵”，解放后的肅反、打老虎、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包括大躍進中的荒唐和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等等。讓我聽了震驚甚至恐懼的還有斯大林的暴虐和蘇共二十大，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斗爭，以及中蘇兩黨在整人上的驚人的一致和從建國前就存在著的種種矛盾。我的真正的大學是在那4年(1973~1976)完成的。我至今懷念那4年白天盼著天黑，吃過晚飯就拉緊窗廉，關上大燈，一家人圍坐在一盞臺燈前，同志加親人的熱烈而又有點神秘的討論。它真的使我受益一生。 大約也就是從那時起，母親萌生了要寫一部書的念頭。她當時常常對我講，你們太幼稚了，這么大一個國家，這樣的多災多難，交到你們這一代手里怎么得了。而父親對母親說：“這是我們的不對，是我們過去什么也不讓他們知道�！逼鋵崳赣H在“文革”初期就對我講到過延安審干運動，告訴我他曾經(jīng)被戴上特務帽子遭批斗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記得那時哲學社會科學部吳傳啟為搶“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頭功，在關鋒等人的授意下，在學部拋出了“批判《青春漫語》大毒草，揪出楊述反革命黑幫”的大字報。母親當時在河南安陽搞四清。5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學回家，父親神色嚴峻地說：“你怎么才回來，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竹筒倒豆子，告訴我學部當天所發(fā)生的事情。我傻傻地看著他，怎么也不懂昨天還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間怎么就成了反革命？父親接下來的一段話卻像刀刻一樣銘記在我的心里。他說：“團團，現(xiàn)在我才知道自己錯了。我以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這一代再也沒有苦難了。我只給你講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讓你知道黨犯過的錯誤，黨內斗爭很殘酷、很壞的一面，其實我們這個黨從來就不純粹。你以為道路筆直，黨是永遠不會錯的，跟著黨走就什么問題都沒有了。結果別人一句都批評不得，一點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讓你變得這么簡單、幼稚，我怕你經(jīng)不起今后的生活打擊啊。”接著，父親講了1943年他在延安審干運動中的經(jīng)歷。他曾經(jīng)被戴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一年多，其間向毛主席上書：“毛主席，我不是特務，請你派人徹查。”也未獲結果。后來由彭真出面談話才算摘帽平反。 我縮在寬大的藤椅上，兩手抱著膝，睜大了眼睛聽那可怕的一幕。我開始相信，這絕不是誑言，1943年共產黨就能把才20歲就毀家紓難，動員一家老小變賣家資、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打成特務，那么今天學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里已經(jīng)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大禍臨頭了。當時父親在堂屋里走著走著，忽然指著頭頂上的吊燈說：“那時候有一回挨斗，我突然想一拳頭把屋里那盞吊燈砸爛，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動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瘋了。我是拼命抑制自己才沒有變成瘋子啊�！苯裉烀慨敾貞浧疬@一幕，我就禁不住雙淚長流，因為隨后不久在學校斗我這個未滿17歲的“校領導的紅人”、“反工作組的黑崽子”時，我也曾有過與父親一樣的念頭。我雖然挺過來了，但我親愛的媽媽，卻由于年輕時有過精神創(chuàng)傷(她的第一個愛人，清華同學孫世實在抗戰(zhàn)時期犧牲了)，1966年8月她從河南四清前線剛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將”，不讓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憂郁型精神分裂癥整整3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認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殺…… 就在那一晚，父親告訴我，這一次運動來勢兇猛，估計比“延安搶救”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思想準備，他的問題至少要3年才能解決。結果，這一次竟拖了整整12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結論時，當年那個壯健的中年人已經(jīng)變成說不出幾句話也走不了幾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 現(xiàn)在想來，父親之所以在那一天夜里談這么多，這么深，完全是出于對形勢的估計。他惟恐第二天就會被關起來，來不及做任何解釋。他惟恐他最寶貝最心愛的女兒會真的以為他是反革命。后來的事情證明，除了這一點他什么都可以忍受，所以，當時他幾乎是當作遺言在講。到了1973年全家重新聚首時，父親講述這一切已經(jīng)沒有了“文革”初年那悲壯到極點的氣氛，可以理性地分析和探討了，而我的認識仍然幼稚之極。也許正是從那些幼稚的想法中，母親和父親痛切地感受到了“愚民教育”對年輕一代的危害。為了免除子孫后代因無知、盲從重蹈他們那一代的苦難，為了讓普通老百姓了解和記住那一段痛徹心脾的歷史，為了讓后人在痛定思痛時，從史實中追索產生這種歷史悲劇的真正根源，《思痛錄》的整體構思在她的腦海里成形了。 母親寫《思痛錄》 《思痛錄》大約在什么時候開始動筆的？據(jù)我回憶，是在政治空氣極端惡劣的那一段，即“四人幫”被粉碎之前，周總理逝世的前后。 當時母親雖然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主要領導，但是軍宣隊還在，她的日子并不好過。平日里工作很忙，又經(jīng)常出差，幾乎沒有空閑的時間寫作。偶爾寫一點她也從來不收拾，草稿撒落在桌子上哪里都是，而且經(jīng)常隨便拾片紙就寫，還特別愛用那種有格子的最便宜的宣紙�？墒牵幸欢挝覅s發(fā)現(xiàn)她寫東西有點不同往常。每逢吃飯，出門，她都要把剛寫完的稿子放在書桌旁第二個抽屜里。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伸手去抓那稿子，被她一把推開。問她寫什么她也不說。記不得過了多久，我知道了這就是后來被收入《思痛錄》第一篇的《搶救失足者》。 粉碎“四人幫”后，又過了一段時間，她才向我公開了她的秘密。她要寫一部長篇回憶篇，從“搶救運動”開始，一直寫到“文革”結束。她講，歷史是不能被忘卻的，她18歲參加共產黨，現(xiàn)在已經(jīng)60多歲了，再不把這些親身經(jīng)歷的悲慘丑惡，甚至令人發(fā)指的事情記錄下來，就得帶進棺材里去了。可是，寫出來卻絕不可能發(fā)表。到這稿子真能發(fā)表的時候，國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她還對我說：“我活著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寫完了你一定要給我好好保存，等到真能發(fā)表的時候再拿出去。”這話她千叮嚀萬囑咐了好多遍，直到我賭咒發(fā)誓才作罷。我于是明白，這稿子比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所有的工作都更加要緊。 1986年深秋的一天，母親從康復院回來(她在康復院時每逢假日我們都接她回家)，坐在書桌旁對我講：“我不行了，說不定哪一天就完了。我要立遺囑，你拿紙拿筆來給我記錄。”她那時的身體狀況比剛進康復院時差一些，又犯過一次病，使她幾乎失去了恢復的信心。當時我知道她心里很難受，不愿這樣委屈地活著，就與她亂開玩笑，怎么也不肯照她說的做。直到被她厲聲呵斥才不得不拿出兩片紙，一邊聽她講話，一邊打岔：“你就會杞人憂天，你命還長著哩。”我龍飛鳳舞地把她的話記了下來，除了遵她之囑給她念過一遍外，根本未交給她，自然更想不到要她簽字�？墒牵说囊磺杏袝r的確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的。我怎能料到，我這玩笑似地記錄下來的她的話，居然真的變成了她的遺囑。她現(xiàn)在已經(jīng)癱瘓到連舌頭的肌肉都強直了，再也不能言語了，耳朵全聾了，身體也完全不能動了，只靠鼻飼維持著生命，但是眼睛依然清亮。每次見她，我只能從她悲哀的眼神里感到她的大腦還活著。她還在思想。 關于《思痛錄》，遺囑是這樣記錄的：“我的回憶錄只差最后兩章。我本來希望無論如何把最后兩章完成，現(xiàn)在不行了。有一章在抽屜里未發(fā)。《山西文學》和《當代》(發(fā)的)散在外面，《新文學史料》有一章即登，紀念李興華的插在中間，按時間排序，共十四章。還有兩章紀念周揚，我對毛澤東的看法，住手寫不出了。在黑柜子里有兩個小口袋，一個手稿，一個抄稿，最后的幾章未裝在口袋里。” 從母親立遺囑那天起，原來由她自己承擔的《思痛錄》以及小說集、散文集的編輯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小說集和散文集收集完作品后，很快轉到了出版社編輯手里，只有《思痛錄》不可能給任何人編輯。我開始一遍遍地翻原稿，找出她未發(fā)表的文章，按時間排序并與她蹉商每一章的題目以及給全書命名。關于全書，她起過幾個名字，我以為《思痛錄》最好，最簡潔，最能引起后代人痛徹的共鳴。所以在1997年當林文山同志托我告訴重病在床的母親，出版社希望改換書名時，我當即申明她不會同意。果然，母親不但不同意，而且還說：“內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我當時從黑柜子的抽屜里翻出母親說的那兩個小口袋，里面放著《思痛錄》中最珍貴的前8章，從《搶救失足者》開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這就是母親從1976年就開始寫起，大約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視為寶貝的8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wèi)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兩整天未歸家的瘋弟弟楊都都寫的。當母親病好了恢復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內疚的一件事就是對不起弟弟。當?shù)艿艹鍟r，我曾問過母親，“這些稿子不能傳出去，他要說出去怎么辦？”母親沉吟了一下說：“不會，他的腦子沒有好使到那個程度�！钡拇_，事實證明她的判斷是對的。 編輯《思痛錄》，我尤為認真。每一篇都讀，有時會講點感想給母親。自我上大學后，母親已經(jīng)完全視我為朋友，除了別篇外，所有作品全向我開放，甚至在發(fā)表前專門聽取我的意見。我戲謔地說：“我既是你的第一讀者，又是你的業(yè)余編輯，你得給我發(fā)津貼呀！”《思痛錄》現(xiàn)在出版的本子，除出版社認為非做不可的篇目刪節(jié)和字句改動之外，保持了原樣。 1982年夏天我剛大學畢業(yè)，孫友余同志要我向當時任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同志，引見一機部派出的中國第一位留學哈佛的法學碩士。由此有了我和母親與這位唐先生的交往，母親后來幫助他解決了被人冤屈的事。這位唐先生告訴母親和我，他在美國曾遇到很多位華裔美國教授。不少人是當年清華北大的學生。一位教授告訴他，他們當時在學校充其量只算二流的學生，真正一流的，在學校拔尖的全部投奔了共產黨。而且當下點出幾個人來，說是這些人如果來美國發(fā)展，那一定會有輝煌成就。唐先生走后，母親和我談了很久，她談到她的父親──我那曾經(jīng)第一批東渡扶桑留學日本，參加過孫中山革命的外祖父。他堅持認為他的這個長女是棟梁之才，一定要送母親赴美深造。這機會被母親棄之如敝屣，她義無反顧奔向了延安。談到我父親在清華歷史系讀書時就立志寫中國社會發(fā)展史，而且已經(jīng)列了研究計劃，寫出了若干篇章，但為了跟隨共產黨抗日救國，他“已悔名山不朽業(yè)，志堅意決報邦家”；談到他們的許多“一二.九”老同學，早年犧牲的黃誠、王文彬、紀毓秀，還有“文革”中被逼自殺的孫蘭(韋毓梅)──那個被母親稱為“我們的阿平”的敵占區(qū)紅衣女縣長。最后母親竟唱起了當年的《畢業(yè)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與唐先生的談話及母親的感慨后來被添入了《搶救失足者》一章。 誰都年輕過，誰都有過青年時代的夢想，誰都希望成就一番事業(yè)，給這個世界留下一點痕跡�？墒俏业母赣H母親那一代，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所付出的不僅僅是鮮血、生命，更有泣血的靈魂。母親后來曾告訴我：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比起我的父母──這些后來經(jīng)歷了無數(shù)內心痛苦的幸存者，早年懷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學才是真正幸福和幸運的。母親苦苦追求了一輩子，卻在眼淚全都乾涸的時候才大徹大悟。當她重溫年輕時的理想，當她不能不承認后來犧牲一切所追隨的，都與自己那時的理想相悖，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徹骨髓呢？ 1980年10月，母親在給父親的悼文《當代人的悲劇》中寫道：“我哭，比年輕人失去愛人哭得更厲害，因為這不只是失去一個親人的悲痛，更可傷痛的是他這一生的經(jīng)歷。為什么我們這個時代要發(fā)生這種事情，而且發(fā)生得這么多？人們常說年老一代與年輕一代之間有一條溝，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著說：年輕人啊，請你們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犧牲吧！這些老人，而且是老黨員，實際是以他們的生命為代價，換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實際上我們是在踩著他們的血跡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認嗎？” 摘自《老照片》第14輯 |
|
.本網(wǎng)站所刊載信息，不代表中新社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