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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世紀初至今有三個使用頻率很高的名詞，是由章士釗發(fā)明或首倡的。它們是：孫中山、邏輯學、段執(zhí)政。

　　1903年，章士釗到了上海，入愛國學社，與章太炎、鄒容、張繼三人意氣相投，結為異姓兄弟。一日，四人聊天時，鄒容對章士釗說：太炎大哥鼓吹革命有《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三哥張繼寫了《無政府主義》，我作《革命軍》，二哥你有什么呢？好在不久，章士釗從一友人處聽到孫文進行革命活動的故事，又獲得日本人宮崎寅藏所著的介紹孫文革命事跡的《三十三年之夢》一書，就決定將此書譯成中文。不過他錯將主角的本名“孫文”與化名“中山樵”的姓(中山為復姓)連綴在一起，譯作“孫中山”。當他的《大革命家孫逸仙》出版后，“孫中山”這一名字便被人們口耳相傳，孫文本人也將錯就錯，接受了這個名字。

　　“邏輯”一詞源自英文的Logic，而Logic又源自古希臘語“邏各斯”。在清末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西方的一些邏輯學著作也被譯成中文加以傳播。最初，學者們參照中國古代的名家和名辨思潮，以及近鄰日本人的譯法，將其譯為名學、辨學、理則學、論理學等。1900年-1902年嚴復在翻譯約翰·穆勒的著作時，首次將Logic音譯為“邏輯”，但同時也譯為“名學”，而且未對音譯方法加以強調或推崇。1910年，章士釗在《國風報》上發(fā)表了《論翻譯名義》一文，倡導統(tǒng)一使用“邏輯”這一音譯。1917年，他到北京大學任教后，又給學生開設邏輯學課程，繼續(xù)宣傳自己對Logic一詞的音譯見解，于是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學人們漸以“邏輯學”來命名這一學科。

　　“段執(zhí)政”是人們對1924年-1926年間的段祺瑞的稱呼。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馮玉祥將曹錕從總統(tǒng)寶座上掀了下來，又迫于形勢邀請在天津當了三年多寓公的前國務總理祺瑞出山主持政局。段在去北京之前，已物色了新政權班子的部分成員，章士釗即為其中之一。他提議說，段此番返京擔當大任，并非國會選舉的結果，所以不便稱作“大總統(tǒng)”，可以借鑒古羅馬的做法，以“執(zhí)政”命名；又因為段當上最高統(tǒng)治者還未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應先稱為“臨時執(zhí)政”。段祺瑞欣然接受了章士釗的建議。雖然，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段祺瑞還沒有來得及將執(zhí)政前的“臨時”二字去掉，就又被馮玉祥掃下臺來，但“段執(zhí)政”這個詞卻保留并流傳下來。(汪秀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