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人物|伽博爾,翻譯《道德經(jīng)》的匈牙利漢學(xué)家
中新社北京10月22日電 題:伽博爾,翻譯《道德經(jīng)》的匈牙利漢學(xué)家
作者 余澤民 旅匈作家,翻譯家,北二外歐洲學(xué)院特聘講席教授
迪亞克廣場,是布達佩斯老城中心人流最大的公交樞紐,紅、黃、藍三條地鐵線在此交匯,不遠處就是圣伊什特萬大教堂、瓦茨步行街和多瑙河畔。三條地鐵中的黃地鐵最令匈牙利人自豪,1896年建成,不僅是歐陸上的第一條,而且還是電氣化地鐵,當(dāng)時讓享有“光之城”美譽的巴黎也感到嫉妒。這一帶喧囂繁華,人潮匆忙,但每次我途經(jīng)這里,都會忍不住停下腳,揚起頭朝廣場西南街角的一棟樓頂望去:屋頂有一扇半圓形的墻,墻上有一排像哥特教堂那樣窄長的高窗,尤其在夜晚,遠遠就能看到從里面向外漫出的光。每次駐足,我都禁不住屏息,無論周遭人聲多么鼎沸,我都聽不到。
頂樓的那個房間是一個畫室,二十多年來我去過多次。畫室主人叫考拉楚恩·伽博爾,1935年出生,與我母親同歲,而他的長子大衛(wèi),很巧又與我同歲。三十年前,我剛到匈牙利不久就結(jié)識了他,稱得上是忘年交。伽博爾是匈牙利名畫家,曾任畫家協(xié)會主席,特別是抽象的水彩畫風(fēng),誰看都覺得有東方味,不過我是從另一個側(cè)面接近他的——他作為作家、翻譯和哲學(xué)家。
那是1992年初夏,我到匈牙利半年后,在好友海爾奈·亞諾什先生介紹下,我在布達佩斯第一次見到考拉楚恩·伽博爾,就是在他的畫室。去之前,亞諾什告訴我說,伽博爾翻譯過《道德經(jīng)》,現(xiàn)在正在翻譯《易經(jīng)》,并在大學(xué)講授東方哲學(xué)。因此,我料定他中文很棒,能暢聊一番,那時我還不會匈語,英語講得馬馬虎虎。
進到門廳,第一次握手。我興奮地說:“您好,很高興終于能見到您,亞諾什經(jīng)常提起您……”等我用中文寒暄完畢,對方尷尬地笑了笑,用帶口音的英語跟我說:“抱歉,我雖然翻譯中文,但是不會中文?!边@聽起來像繞口令似的回答,把我搞了個一臉懵。
坐下之后,他開始解釋,他確實從沒有學(xué)過中文,就連“你好”“再見”都沒有說過,我是他面對面見到的第一個中國人。他是通過自學(xué)古漢語翻譯《道德經(jīng)》的,老子五千言,他前后翻譯了十幾年。他說自己最初接觸老子,純屬機緣巧合。1956年,他作為羅蘭大學(xué)的學(xué)生領(lǐng)袖因參與相關(guān)活動被捕,獲刑三年。在獄中,為了打發(fā)苦難的日子,他抓到什么書就讀什么,有的是監(jiān)獄圖書館的,有的是親友送進來的。就這樣,他偶然讀到一本40年代出版、阿格奈爾·拉尤什翻譯的《道德經(jīng)》,那是最早的匈語版,不過是從德語轉(zhuǎn)譯的。譯者曾是位中學(xué)教師,喜愛中國文化,還譯過一本《中國詩歌百首》,流傳甚廣。
“無為而無不為”的老子哲學(xué),對遭牢獄之災(zāi)的年輕人來說如一場拯救,他連讀幾遍,在思想開竅的同時,也累積了不少疑問,遇到不少含糊難解的句子,因此動了想讀原文的念頭。1958年11月,他提前獲釋,重新開始被中斷的生活。但是他已不能回大學(xué)讀書,只能一邊干體力活,一邊在劇院跑龍?zhí)?,在出版社做校對,同時開始干那件在外人看來“腦洞大開”的事:從中文直譯《道德經(jīng)》。
伽博爾不會中文,也沒有機會學(xué)中文,然而他的靈魂聽到老子的呼喚,于是發(fā)明出一套別出心裁的翻譯手段。他托人從中國臺灣的舊書攤上買回一本線裝的《道德經(jīng)》,并陸續(xù)搞到《道德經(jīng)》的德、英、法譯本,以及英語、法語的《古漢語詞典》,開始了漫長的哲學(xué)跋涉。他先從古漢語詞典里查出每個中文字的所有詞義和準(zhǔn)確讀音,然后對照不同譯本,逐句分析譯文的異同,根據(jù)自學(xué)的古漢語知識,理解并翻譯成匈語;用他的話講,“努力讓我的譯文盡可能接近原文的樣子”。在這個過程中,他還體驗到原文的詩性,于是他給自己的譯文也賦予了詩的形式。
交談中,或許他看出了我心里的半信半疑,于是找出那本紙頁黃脆的明代版《道德經(jīng)》遞給我,叫我從書里找一個段落。我隨手翻到一頁,指著其中一段,重新遞給他,老人隨即朗讀起來:“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我驚住了!他不僅能不打磕巴地念出來,口音比他說英語還要少,而且還能說出句中每個字的意思,并還能寫!當(dāng)然在我看來,他與其說是寫,不如說是畫。要知道,那時我還沒讀過《道德經(jīng)》全文,只知道只言片語。面前這位大眼睛、鷹鉤鼻、灰發(fā)齊肩、額頭系一條紅布繩、頗具波西米亞藝術(shù)家氣質(zhì)的歐洲人,居然能將老子的話背下來,寫下來,不僅翻譯過來,還吃得這么透。
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一年后,他的《道德經(jīng)》譯本再版前,他請我用毛筆書寫注釋中需要的漢字。六年后,他譯好了《易經(jīng)》,又請我用小楷手書了全文,配在相應(yīng)的譯文旁。這項重任不僅逼著我讀了好幾遍《易經(jīng)》,而且突擊練了一陣毛筆字。他在翻譯中遇到疑問,我就現(xiàn)學(xué)現(xiàn)賣地給他解釋。千禧年,三卷本的《易經(jīng)》出版,第一卷是原文和譯文,另兩卷是他撰寫的研究論文,出版人正是我的好友海爾奈·亞諾什。手捧散發(fā)油墨香氣的書,看到上面印著我名字的拼音,甚是喜悅。
2015年,考拉楚恩·伽博爾先生去世了。生前,他幾乎收割了匈牙利所有的文學(xué)獎項;死后,他的畫室變成了展示他生平的陳列室和畫廊,由他的妻子希爾薇婭守護;那間屋的燈至今依舊為他亮著。
在匈牙利漢學(xué)界,大家很少提起他,由于伽博爾不會中文,所以視他為“旁門左道”。但是在我眼里,他是不折不扣的漢學(xué)家,他絕對會中文,只是會的是現(xiàn)在大多數(shù)學(xué)漢語的老外都不會的古漢語。伽博爾對中國古代的文化研究很深,譯著流傳很廣,并在大學(xué)講壇上教書育人,所以他被稱做“家”,是無愧的。至少在我講的課上,只要講到匈牙利漢學(xué),就不會漏掉他的名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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