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文錚:馬可·波羅與利瑪竇,誰更了解中國?
中新社北京11月12日電 題:馬可·波羅與利瑪竇,誰更了解中國?
——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文錚
中新社記者 王宗漢 文龍杰
七百多年前,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旅居近20年,依所見所聞終得《馬可·波羅游記》。五百多年前,傳教士利瑪竇被中國文人士大夫視為“西儒”,用儒家思想論證基督教教義,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積極貢獻。
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馬可·波羅與利瑪竇誰更了解中國?翻譯在文化交流中起到何種作用?如何處理文化交往中的“誤讀”?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文錚,從他對意大利語數(shù)十年的研究經歷出發(fā),探討上述問題。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從事中意人文交流已數(shù)十年,這期間,有哪些難忘經歷?
文錚:從我開始學意大利語到現(xiàn)在已經有30年了,在這數(shù)十年里,的確有很多難忘的經歷。
作為中國文化和語言的推廣者,我曾在羅馬大學擔任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由于我的語言優(yōu)勢和對意大利文化的了解,工作開展順利,我推動將漢語納入意大利高中的教育體系,使?jié)h語成為高中畢業(yè)考試可選的外語語種之一,意大利政府還為此修訂了教育法。
2013年中國春節(jié)期間,我們同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一道,在羅馬舉行“歡樂春節(jié)”大型文化慶?;顒?。在羅馬人民廣場,近十萬羅馬居民參加了從下午至晚間的各項活動,我本人擔任了晚會的意大利語主持人。夜幕降臨,在禮花的映襯下,我看到許多喜愛中國文化的意大利人,對活動報以善意微笑和熱烈掌聲。彼時,由衷的文化自信和愛國情懷難以言表,我的眼眶幾度濕潤。
作為意大利語言文學的研究者,2018年我應邀到但丁的長眠之地——意大利古城拉文納(Ravenna)參加紀念但丁逝世七百周年的活動。在但丁墓前,我為數(shù)百名觀眾講述了這位桂冠詩人與中國的淵源,用中文朗誦了但丁《神曲》的片段,還把現(xiàn)代詩人王獨清的《但丁墓前》翻譯成意大利語朗誦給他們聽,引起了觀眾的強烈共鳴,以文學為橋梁,促進中意兩國人民的心靈溝通。不久,致力于意大利語言保護和研究的古老學院意大利秕糠學院(又譯“秕糠學會”)向我發(fā)出邀請,我由此成為該院的第一位華人院士。
中新社記者:馬可·波羅與利瑪竇,是中意人文交流史中的兩個重要名字。馬可·波羅的游記在中國廣為人知,而利瑪竇的著作經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后出版,震驚歐洲。在您看來,兩人誰更了解中國?
文錚:某種程度上,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國與西方的交往其實就是中國與意大利的交往。元明清三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頗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有很多意大利人,比如馬可·波羅、利瑪竇和郎世寧。
今年是馬可·波羅逝世700周年,全世界都在以各種方式紀念他,視其為溝通中西方的象征人物。但若論對中國的了解,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貢獻,利瑪竇可能更勝一籌。
馬可·波羅的最大貢獻,是讓西方人第一次撥開迷霧看到真實的中國,并為后來的大航海和地理大發(fā)現(xiàn)奠定了文化基礎。對于中國而言,馬可·波羅的象征意義更大。
盡管利瑪竇以耶穌會傳教士的身份進入中國,但來華耶穌會士接受過嚴格的人文和科學教育,擁有文藝復興鼎盛時期歐洲知識分子所具備的文化素養(yǎng)和科學知識。為適應中國社會,更好融入中國人的文化生活,利瑪竇將他掌握的科學文化知識引入中國,涉及的學科包括天文歷法、地理、物理、數(shù)學等領域,并以系統(tǒng)深入的方式將中國的情況介紹給西方。最關鍵的是,利瑪竇主張的文化適應策略影響了西方的知識分子,讓他們看到了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并能夠本著謙遜、欣賞和務實的態(tài)度,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在此基礎上開展交流與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利瑪竇應該比馬可·波羅更了解中國,其思想應更具現(xiàn)代性,更能啟發(fā)和幫助人。
中新社記者:您曾于十年前出版了一部《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是《利瑪竇中國札記》的“新譯”。您選擇“重譯”的原因是什么?在中意之間的人文交流中,翻譯扮演怎樣的角色?
文錚:我在20年前開始翻譯《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這是利瑪竇用意大利文寫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開始系統(tǒng)深入了解中國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大眾熟悉的《利瑪竇中國札記》是這部書的另一個版本,也就是被金尼閣翻譯成拉丁語的版本。這部《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嚴格意義上并非“重譯”,而是“首譯”,是根據(jù)20世紀初才重見天日的利瑪竇手稿翻譯的,更接近作者初衷,這一點也得到了《利瑪竇中國札記》譯者之一的何高濟先生的肯定與支持。此外,我還把利瑪竇的書信集翻譯成了中文,這對于中國人了解和研究明代歷史和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翻譯在跨語言、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借用徐光啟的話來講,就是會通與超勝——想要超越西方,就必須要正確了解和深入認識西方,而翻譯恰恰是這一切的基礎。試想,如果沒有利瑪竇和徐光啟一起翻譯《幾何原本》,我們對幾何學的了解恐怕要滯后得多。
中新社記者:從對意大利語的研究出發(fā),在您看來,如何通過語言把握一種文化的特質?
文錚:語言是文化的靈魂,想要深入了解一種文化,語言是不可缺少的鑰匙。這一點利瑪竇來到中國時就已發(fā)現(xiàn),他不斷強調語言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和決定性。對于意大利人而言更是如此,因為他們的語言所承載的文化信息非常多,這可能也是為什么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在學習這門并非“通用”的語言。
即便現(xiàn)在信息科技非常發(fā)達,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先進技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取代傳統(tǒng)的語言翻譯和交流方式,但要想深入與他者交流,理解不同的文化,仍需要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精確、深入掌握和應用對方的語言,以更強烈的人文情懷展示人類語言不可替代的功能:情感與智慧的存在與交流。
中新社記者:文化交往中,“誤讀”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歷史上,“誤讀”所代表的,既有對異域的美好想象,又有對陌生的懷疑恐懼。不同文化間,能夠避免“誤讀”彼此嗎?
文錚:由于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誤讀是在所難免的。但有時,誤讀也不一定完全是壞事,反而會陰差陽錯地起到積極作用。比如古羅馬人對遙遠中國的隔空誤讀,無形中形成西方人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向往;馬可·波羅對中國和日本的誤讀深深地影響了哥倫布,激勵他開啟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航行;胡適對文藝復興、拉丁語和意大利語關系的誤讀,在某種意義上促成了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
我覺得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誤讀并沒有想象的那樣可怕。但彼此的交流要以尊重對方文化為前提,盡量避免刻板印象和偏見,摘掉會影響判斷的有色眼鏡,不要有先入為主的判斷,虛心和認真地學習對方的語言和文化,彼此平等、心平氣和、懷有善意去溝通和交流。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有些許誤讀,也無傷大雅。(完)
受訪者簡介:
文錚,羅馬大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意大利語教研室主任、意大利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意大利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意大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譯協(xié)文化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學獎海外評審委員。榮獲北京市“師德模范先鋒”稱號、意大利總統(tǒng)授予的“意大利之星”騎士勛章、榮獲意大利文化部國際翻譯最高獎。主要作品有《新視線意大利語》系列教程、《走遍意大利》系列教程等,譯有《卡爾維諾文集》《質數(shù)的孤獨》《七堂極簡物理課》《利瑪竇書信集》《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布拉格公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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